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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史学流派的研究 张承宗(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史学流派是在史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与形成的。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将他以 前的历史著作划分为“六家”，归结为“二体”，也可以看作是对史学流派所作的划分。这种划分，虽注重 于体裁的形式，但也反映了其内容及编纂思想的异趣。以“二体”来说，编年体发端于《春秋》、《左传》， 这类史书重褒贬，所谓“彰善瘴恶，树之风声”1，是以劝诫、垂鉴为主要目的。纪传体是司马迁所开创的， 本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从确切的事实中寻求历史演变的规律。自班固断代为书后，“通”“变” 之意固失，但代有续作，相继而不绝，连接起来，形成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包罗了我国古代的主要史 实。自中唐出现杜佑的《通典》以后，典志体逐渐形成，从“三通”到“十通”，其最重要之特点是在研究 典章制度与社会结构。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来看，中唐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历史上的理乱 兴衰与当时现实生活中的挑战，启发了史学家的思维，推动了典章制度与社会结构的研究，从而也促进了 史学的进步，开辟了史学发展的新途径。 中国传统史学中的这三种体裁，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看成是三种流派。如果将它们与西方的历史编纂 学相比较，颇有相似之处。如美国历史家斯托扬诺维奇，曾借用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型”概念，把 西方从古到今的历史编纂学分为三个前后相继的范型：第一是“彰善的”的范型，指从希腊到近代初期的 历史编纂学的趋向。第二是叙述的(兰克式的)或“发展的”历史编纂学，其特点为以对历史资料的批判 审核为基础建立历史事件的进化序列，即指十九世纪的“科学的”历史学。这种批判审核的方法，相当于 我国传统史学中的“考据”或“考证”。第三是“结构、功能”范型，其特征为避免“讲故事”的历史，而 着重于“解决问题”和系统的解释。这种全新的史学流行于20世纪的后半叶，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代 表，创立了一种历史综合静模式。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兰克式的，实证主义模式)转变为“新史学” (年鉴学派式的，历史综合模式)，时间发生在19世纪到20世纪这两个世纪中。史学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西方社会从古典型到近代型到现代型的变化3。从其内容的层次来看，显然远远高于中国传统史学中 上述三种体裁的相继产生。从流派的角度来看，彼此只是形似，两非神似。 西方史学流派的产生与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变化的主要动因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应付社会需 要对历史的挑战。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史学在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过程中，为了应付社会的挑战，也产生 了许多流派。从鸦片战争前后产生的史学研究新风气，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建，其各种流 派出现的进程，比之传统史学中流派形成的过程，其速率是大大加快了。不仅“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现象 已不复存在，而且各种史学流派的出现与转换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这种史学的变化，与近代中国社 会的激烈振荡及中西文化的猛烈碰撞是息息相关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更是 大大加快。史学领域与其他文化领域一样，百花齐放，争奇斗艳。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 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以进化论的历史观及近代西方的实证方法，对传统史学进行“挑战”，为中国史学 的更新做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大师。 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出现于西方，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社会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大大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从 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唯物史观是革命党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在这相当 长的时段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旋律是讲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 会主义必然胜利。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史学流派，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始萌芽。它与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 史学流派相比，最初是在不对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却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队伍的内部，也有各派竞争，从而产生了各具特点的不同流派，形成不同的风格。如早期传播唯物史观 的李大钊与李达，继之而起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前辈大师，他们之间有共同点， 也有不同点，都可以作分流派的研究。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是传播了唯物史观，他在《史学要论》中严格区分了客观 的历史和写的历史的区别。 l《史通补释·直书篇》陈汉章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