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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水东渡与中国文化的周边扩散 　　[摘 要]在朱舜水东渡之前，日本弥漫着空疏学风，佛教和禅化的朱子学占据主导地位。舜水在明亡后赴日乞师，无奈居留二十余年，却得以延续中华慧命于异邦。他传播“实学”思想，积极反佛排佛，并培养大批人才，深刻改变了日本社会和文化；开启德川一代儒学，终使日本成为儒教国家；同时他也是明治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朱舜水在一定程度上以中国文化精神改铸了日本，向日人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与殊胜，对中华文化的周边扩散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朱舜水；日本；儒学；中国文化 　　自古以来，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近邻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以哲学为例，近代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曾说过：“我们日本没有哲学”（1）。历史上，日本主要通过学习、吸收中国文化发展自身，无数中日交流使者曾在这一互动过程中做出杰出的贡献。其中，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朱舜水的东渡，尤为突出。 　　一、朱舜水之东渡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屿（2），流亡日本后以本乡水名自号为舜水，以示不忘故国之意（3）。他出生于浙江余姚一个晚明官宦家庭。后“以诸生两奉征辟，不就”（4）。明朝灭亡，从此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抗清之路与流亡生涯，直至抱憾而终。数十年间，奔走日本、安南和暹罗等国四处乞师。最终无奈滞留日本，受到宰相、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等人的高度尊崇，讲学二十余年，对日本文化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17世纪一位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5）。 　　舜水一生事迹十分感人，多年海外流离，始终身体力行实践儒家节义观念，体现出极为崇高的民族气节，以其伟大的儒家人格力量予日人以极大震撼。梁启超先生曾感叹道：“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肫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6）日本历史学家认为，“德川幕府二百余年天下，日本整个变成一个儒教的国家，最大的动力实在朱舜水”（7）。而于朱舜水自身，在日期间的经历，“也是他一生最重要、最具深远影响，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于异邦日本的时期”（8）。尽管如此，在中国，很久以来这一伟大的文化交流使者却并不太为世人熟知。 　　二、此前日本文化之风气 　　在朱舜水东渡前，日本社会弥漫的是一股空疏学风。佛教和朱子学占据了主导地位。 　　佛教于6世纪传入日本后，很长时间都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著名的“大化革新”，就是利用佛教作为国家统一的思想手段。自圣德太子之后，佛教被长期尊崇。从中华禅宗传入日本后，到镰仓时代，禅宗逐渐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主导地位。此时的日本社会，从上到下，“人人参禅究道，个个皈依禅宗……佛教从城市走向了山林，从上层走向了民间，达到了日本佛教史的最高峰”（9）。当代学者一般认为，禅宗此期的兴盛，主因在于“禅宗鼓吹的规矩严正、质朴寡欲、视生死难关如游戏的信条与武士的重廉耻、耻卑怯、崇节俭、轻生死的信念相吻合”（10）。 　　在佛教兴盛的同时，中国的“宋学”也传入了日本。而无论中日，关于宋学的兴起，在思想文化史上都标志着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它是通常认为的儒学内部与汉学并立的另一大主要学术型态。 　　日本儒学的产生和发展，脱胎于中国儒学。在中国，儒家文化创生于先秦时期的孔孟荀等先贤，到汉武帝时，被确立为官方思想。在董仲舒等经今文学家的倡导下，“天人感应”思想风行，皇权逐渐被神化，孔子地位也被极大抬高。在此情形下，儒学走上繁琐的经传注解式道路。历经两汉繁盛，“汉学”模式的儒学衰落，日益无法满足人们的思想需要，予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以相继盛行之机。学者们习于崇名尚无、谈空说有，儒学却因自身理论在形上学方面的欠缺，数百年中无法与佛道争衡。这种状况，大大刺激了一大批儒者，他们目之为奇耻大辱，开始努力构建儒家的心性理气之学，宋学于此而起。诚如张君劢先生所论：“新儒家（宋学）思想体系是受佛家影响而建立的”（11），这一新儒学的发生和完成是在“辟佛”的旗号下对佛道借鉴吸收的结果。从中唐韩愈萌芽，到北宋仁宗时，先后涌现出了数目众多的儒生和士大夫，致力于排斥佛老、重夺阵地的活动。仁宗以来，儒学开始全面呈现全新气象。到神宗时，新蜀洛关朔等各家之学先后兴起。这一“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发展至南宋，孕育出集成的朱陆二大家。程氏洛学的嫡传朱熹，广泛吸收关学、濂学等初期宋学各家思想，将洛学余绪推向大成。而陆九渊则以心学同朱子抗衡。这一阶段的宋学，基本实现完成，趋向于统一。因此，其后理学逐渐成为了宋学中的主导力量。南宋后期，程朱理学一系终被官方定为正统直至清末。儒学自身也实现了击败佛道、重夺主流思想地位的历史过程。 　　考察上述宋明理学的成功过程，可知其主因在于儒家受佛道刺激，转从自身开掘出“性理之学”，为儒家传统伦理道理提供了坚实的形上学依据。但同时相对于汉学，宋学也有易流于空疏的弊病。 　　而在日本，舜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