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官 史官 言官.docVIP

宪官 史官 言官 　　监督制约是政治的本能，是一切政治制度设计之要义。 　　中国古代监督制度是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制度体系而言，有这样“三套马车”：宪官――古代监察官员的一般称谓；史官――古代记录历史的官员；言官――古代专门提意见的官员。 　　宪官“掌察”，以法律和上命为依据，监察百官，执行法纪，又称察官、监官；史官“掌史”，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准绳，记录国家大政和统治者言行，褒贬得失，以史制君；言官“掌言”，以“庙堂舆论监督”为职任，规谏帝王，纠劾百司，又称谏官。 　　由此，察权、史权、言权分权而立，“三套马车”常设官制，“察下”、“制上”功能互补，多元监督相互可以说“不”，在古代国家政治中分别扮演了重要角色。 　　宪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督制约官僚权力的主要形式，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加强成为特别发达的御用“大杀器”。宪官源于史官，战国时期掌图书机要的史官即御史已兼具监察职能。自秦汉开始形成独立的监察制度，中央设御史府（台）又称宪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内掌图书机要和中央监察，外督地方监察，纠察百官，举劾违失，肃正纲纪。此后，历代逐步演变，形成一套强大、严密的御史监察制度沿袭下来。宪官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皇权控制下的“以上制下”的单向监督模式。它以维护皇权为根本，以百官为监督对象，以皇帝为“终极监督者”，名义上是监督权力的国之重器，实质上是帝王监控百官的御用工具，只对臣权有效，而对国家最高权力――“独领一切权力”的皇权无效。它被赋予位高权重的监察地位，直接听命于皇帝，自成体系，垂直掌控，对官僚系统具有强大的威慑力、杀伤力，但由于制度模式的先天缺陷，“察下”威武，“制上”无能，下位权力不能监督上位权力，是其无法克服的体制弊端。而越是上位权力，异化的风险性、危害性越大，越要设置更高层级、更强势的权力，以对“监督者”进行监督。导致监督层级不断“拔高”，机构链刚性扩张，权力资源强化配置，系统运行趋于官僚化、低效化。这种监督模式的制度暗示，又使官员行为唯上是从倾向愈加“被强化”，媚上压下、欺上瞒下、贿向权集等官场潜规则愈成难以治理的痼疾。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或王朝末期，统治者越发依赖和强化宪官系统这个“大杀器”，监督权力垄断化必然导致异化。王朝的灭亡，便兆始于监督体系的变异、失效。 　　史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督制约君权和朝政的基本形式，也是超越历代王朝兴替的一项最绵长的国本之制。它“肇自黄帝，备于周室”（1），迄至清末，绵延数千年承袭不断，在世界政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西周时期，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四方之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天子派驻诸侯国的史官直隶中央；规谏、监督君王为史官通职（2）。在古代帝王伦理观念中，天子是承天命而牧天下，史官记录的意义是向上天禀告天子言行是否“以德配天”，以昭示人主对上天负责并接受监督，彰显其“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3）。因此，史官制度的使命不仅在于存史、资政、教化，而首先和要害的是负有监督统治者的“神授天命”。它所具有的以史制君，审视、评判和约束当朝政治等功能，使“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国家最高权力得以“有所制”、“可以制”，为统治集团敬天重史的政治伦理和舆论共识所推崇、认同，被纳入王朝政治运作的基本制度范畴，形成跨越社会形态和朝代变迁的千古庙堂定制。随着后世统治者对史之为用的认知深化，官修正史被奉为享国长远的治国要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4）；“有国有家者，岂可阙之哉！”史官制度的命门在于史权，史权因“通天”而享有相当的独立性。如实录记载特权，“君举必书”，“备记善恶”，“务从实录”；独立治史权，当朝帝王亦“不得躬自观史”，干预治史；笔成春秋的历史裁判权，秉笔如刀，裁“得失一朝”，判“荣辱千载”，一字入史，永昭万世；检视朝政，规谏君王，点评褒贬政事人物的话语权，以及独立不阿，书法不隐，不虚美、不隐恶的信史准则等。“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有的朝代还把史官某些记载直接公诸于世，“庶令是非明著，得失无隐，使闻善者日修，有过者知惧。”帝王权臣岂不忌惮“秽迹入史”、“恶名千载”呢？史官之制犹如高悬于庙堂之上的历史审判之剑，对统治者形成一种以史褒贬评价、以史问责惩戒、以史警鉴劝诫的制约和威慑。唐代宰相韦安石看了史官修撰的史稿后，曾慨叹：“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 　　言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特殊形式，其有限、可控的“授权庙堂民主”、“内部舆论监督”制，堪称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发明。言官萌芽于春秋，制度化于秦汉，到唐代形成独立的给谏系统，官制渐趋完备成熟，在国家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后历代或专设谏院，或时有废弃，及明代并入宪官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