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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看国共合作的矛盾及冲突 　　[摘 要]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是在国共两党共同参与下合作完成的，前两次是由于准备不足而失败，最后一次虽然成功了，却又惨遭国民党的镇压。在这三次暴动过程中，国共两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四一二”政变之前国共两党合作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是共产党的竭力挽救，一方面是国民党的极端不满，在这种脆弱的合作中两党的破裂注定是无法挽回的。 　　[关键词]上海；武装暴动；国共合作 　　1926年11月和1927年2月，罗亦农与赵世炎等人两次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起义，均未成功。1927年3月，罗亦农与陈独秀、周恩来等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成功。这三次武装暴动是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上进行，由于国共两党各自的政治理想不同，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歧，如对于有无必要举行三次武装暴动、将来要成立的政府的组织结构等。但是他们又不得不屈服当时的现实形势下，各自妥协又相互斗争，他们的合作就在这种种矛盾冲突中进行。 　　其一，两党对于要不要举行武装暴动有严重分歧。1926年9月，广州国民党中央为开展江苏及上海地区的工作，成立江苏特务委员会，吴稚晖担任了江苏省特务委员。1927年2月21日，由原来的江苏省特务委员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合组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他成为联席会议主席。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作为国民党上海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吴稚晖参与了三次武装暴动，他的观点和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国民党方面的意见。 　　关于这三次武装暴动，吴稚晖从本意上来说始终并不赞同。他后来回忆总结道：“这次运动（第二次暴动）与去年十月暴动（第一次暴动），同犯时机上的错误。去年失之太迟，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军到上海的前一二天举行，最为适宜。”“当罢工之先，再三劝他们到北伐军将到时举行。他们不肯听。”（1）当时北伐的形势一片大好，作为国民党来说并不希望在他们马上就要进攻上海时举行武装起义，他们希望在进攻上海时共产党再全力配合，这就是国民党所认为的时机成熟。从这个立场来看，国民党自是不同意工人举行武装暴动了，觉得这是多此一举，这是共产党的别有用心。而在共产党看来，北伐只能代表军事的胜利，他们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民权的实现。陈独秀在《论国民政府北伐》一文指出：“我们不梦想此次北伐军事胜利就是一种革命，就能实现‘接受政权的国民会议’。”还说：“总之中派（指蒋介石）的北伐意在他们的政权扩大，我们对于北伐是要求民权运动的扩大。”（2）所以，共产党频频发到武装暴动，是希望借助工人的力量取得舆论的支持，在北伐军来临之前成立工人占优势的政府，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 　　于是，这些暴动在国民党看来就是幼稚、不成熟、太急躁。按照中共的计划，本来第二次暴动于1927年2月22日下午发动，联席会议虽然决定计划推迟，但是由于中共上海区委坚持原定计划，起义还是按时举行，此事却又坚定了吴稚晖对中共“急躁”的判断。据吴稚晖后来的追述：下午六时半，听见炮声隆隆，正奇怪时，杨杏佛来告诉他说，下午五时半，中共忽然找到钮永建，说海军（由罗亦农负责联系）今晚必欲动，让钮发布命令，钮甚怒，“诘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循其哀请”。当吴稚晖随杨来到钮的办公地点时，钮正对侯绍裘、汪寿华发脾气：“如此相欺，何能合作！”他劝说道：“事已如此亦，亦可勿复有言。革命党之急躁，常如此也。”（3） 　　其实，吴稚晖也并不是完全反对武装暴动，只不过他认为暴动的领导权应该归国民党。“工人武装暴动的办法，亦是至佳。但我们不要工人归到共产党手里，反来革我们革命党的命。我们要武装国民党的工人，完成我们总理的工人革命。这是总理改组国民党苦心孤旨容纳共产的意思。”（4）这才是他的本意，才是国民党的理想，他们希望共产党可以无条件的帮助国民党，但是不能不听国民党的指挥。如上所述，在第二次暴动时，中共修改了计划，但是国民党并不知晓，这样自然激起吴稚晖等人的不满。 　　其二，两党关于要建立什么样的政府有不同的看法。按照中共当时的设想，在上海成立的革命政府应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全上海革命民众的苏维埃”。其特征是：1.以职业为单位直接选举代表，组成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由市民代表会议产生市民政府，不劳动的无职业的流氓不能当选代表。2.代表与民众有直接联系。3.没有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民众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4.国民党可以监督市民政府，但是不能监督作为纯粹民意机关的市民代表会议。中共上海区委的这些设想与国民党人杨杏佛等人的政治理念严重冲突。杨杏佛等人主张：1.职业团体与地方团体同有选举资格，不仅按职业，也要按区域推举代表。2.市民代表会议不设经常性的执行委员会，以市或省的党部为市或省的议会，市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