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的少年蒙学：从私塾到新式教育.docVIP

大师们的少年蒙学：从私塾到新式教育 　　冯友兰的父亲、崇阳知县冯台异于1908年病逝。才13岁的冯友兰来不及悲伤，就随母亲吴清芝扶柩北归老家。 　　少年内心的悲伤，虽不能为外人道，但和他同龄且有着同样遭遇的钱穆想必也一样感受至深。一年前，12岁的钱穆曾遭遇类似变故。他的父亲钱承沛，一个体弱多病的秀才，也因病撒手尘世。 　　在父亲这个重要角色的早早缺席后，两位少年的学业如何为继？在人生中分量极重的家庭教育，如何延续？在教育上，谁来完成对他们的引领和启蒙？本文选取两位大师为研究范本，辅以同为19世纪80年代生人、同样大名鼎鼎的陈寅恪为观察点，讲述他们幼时的成长故事。 　　三人俱为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泰斗级人物。其中钱、冯二人不仅同年出生，还在同年去世，均享年96岁，曾一同见证历史的风风雨雨。 　　他们亦是中国著名的三大家族（民国至今，对中华人文精神有重大影响的望族不少，其中名声最大的当属江苏无锡的钱家、江西修水的陈家、河南唐河的冯家）中的代表性人物。 　　由家世背景、教育环境和时代氛围切入，梳理他们少年时代的成长、求学的经历，或可察明大师们在少年时期的教育状况，并窥探一下那逝去的年代。 　　（一） 　　19世纪晚期出生的孩子，要发蒙的话，大部分还是要先去私塾完成。生于1895年的钱穆也没有例外，扎着小辫子的他7岁时即入私塾读书。 　　在当年，中国的工商业还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滞后的经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 　　已经持续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还要等到1905年才废除。而晚清的私塾、书院等教育机构，仍与科举考试密不可分。作为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在当年兴盛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 　　摆在这个7岁孩子眼前的课本，料想也就是那么几本。私塾教育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就教材而言，通行的是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 　　跟钱穆同龄的冯友兰，儿时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度过。他的父亲冯台异为县内鸿儒，曾任崇实书院山长（山长是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为唐河县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时，冯友兰的表叔刘自立正好开办着一间私塾，他和妹妹景兰都在此处发蒙。 　　1902年，冯友兰随父亲冯台异工作调动，从河南来到湖北武昌。虽然附近有学校，但母亲吴清芝考虑到入读者多为贵族子弟，恐孩子染纨绔恶习，不敢令其入学，即由自己亲自教读。 　　遇不认识的字，待冯台异公毕返寓再行解惑。在她悉心教导下，冯友兰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每尽一册，吴清芝即煮鸡蛋两枚或以“铜圆四枚”在市场上买一块五香牛肉以资奖励。 　　这跟体罚盛行的私塾完全是两码事。很多先生会准备一把戒尺，遇上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先生经常揪学生的脸皮、耳朵或打手心等。 　　就在钱穆、冯友兰二人刚刚步入私塾时，长他们5岁的陈寅恪，已经准备随兄衡恪东渡日本求学了。后来，他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不过，陈寅恪儿时仍是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 　　（二） 　　私塾所学给这些半大懵懂的孩子在未来的治学研究上究竟有多大帮助，着实难以论断。 　　后人所羡慕、感慨的是，大师们当年所接触的国学老师，无不功底深厚;当年读书的氛围，无不兴盛浓厚。 　　钱穆在积攒了3年的私塾教育的底子后，正巧碰上清廷号召兴建新式学堂的风潮。早在1901年，清廷颁布了兴新学诏书：“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 　　无锡县是最先响应的区域之一。当时已有10岁的钱穆得以进入荡口镇果育新式小学。 　　这并不是说对旧学要取缔后全部推倒重来。查看当时的政策，新式小学要求增设理化、体操及音乐等“新课程”，但对国学要求依然保持重视，课程安排中西并重。在教师名单上，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 　　钱穆在回忆录中曾提到多位良师对他的影响。音乐教师华倩朔，早年留学日本，颇具“名士”风度，且平易近人，擅长诗词、书法与绘画，故兼任国文教师。一次作文中，华倩朔发现钱穆立意新颖，便设法让他跳升一级，并奖励其一本《太平天国野史》，进一步激发了钱穆的史学兴趣。 　　他的另一位国文老师是华山。华老师推荐给钱穆的是一本《修学篇》，内容是十位学者刻苦学习直至成才的故事，钱穆读后，很受激励，“余自中学毕业后，未入大学，而有志苦学不倦，则受此书影响甚大”。 　　国文老师顾子重喜欢研究史地，他引导钱穆喜欢上历史地理，并研读韩愈文章，使钱穆学会从“文以载道”的角度思考为学的宗旨与意义。至于国文教师华紫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