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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跨文化适应水平汉语学习者的元话语使用倾向 　　摘 要：为了摸清元话语使用同跨文化适应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社会文化适应量表测量了37名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并对高适应水平组和低适应水平组在建议信写作中的元话语使用情况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证明，两组学习者具有不同的元话语使用倾向，适应水平较高的学习者具有更好的元话语展演能力。最后，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元话语教学作了简要讨论。 　　关键词：汉语学习者 跨文化适应水平 元话语使用倾向 元话语展演能力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一）跨文化适应研究现状 　　Ward等（1998）认为，跨文化适应包含两个纬度：一是旅居者在跨文化接触中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属于心理适应范畴；二是旅居者主动适应当地社会并与当地社会成员进行有效接触，属于社会文化适应范畴。本研究考察汉语学习者的元话语使用倾向与跨文化适应水平之间的联系，而心理适应一般不涉及语言的使用，故将社会文化适应视为跨文化适应。 　　在过去十年中，来华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适应状况逐渐引起了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管理工作者的关注。陈慧（2003）研究了影响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性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孙乐芩等（2009）指出，性别、国别、来华时间、中国地方方言、日常交际中语言的选择等因素与跨文化适应困难大小有关联。邢悦（2013）认为文化距离决定跨文化适应能力。钟家宝和高静（2014）发现，来华留学本科生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受到学习风格的影响，主动型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较高。 　　随着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水平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数据表明汉语语境适应能力与跨文化适应水平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李萍（2009）通过调查发现，在华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方面跨文化适应水平最低。易佩和熊丽君（2013）、邢悦（2013）也认为来华留学生在学习和使用汉语方面存在较大的适应困难。孙乐芩等（2009）指出，日常用语为中文的外国留学生文化适应性好。 　　（二）本研究的目的 　　在我们说的话、写的文章中，除命题内容外，还有“元话语”。Hyland和Tse（2004）将元话语界定为说话人（作者）用以组织话语、标识其对命题内容和听者（读者）的态度和情感、提高听者（读者）参与度的系列语言资源。通过元话语分析可以洞察说话人（作者）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所采用的动态修辞策略及其效果。这些修辞策略涉及说话人（作者）如何通过人格诉诸、情感诉诸和理性诉诸实现话语的劝说目的。通过元话语分析也可以揭示说话人（作者）为了成为目标话语社群的“圈内人”而刻意遵守该社群的话语规则和修辞惯例的细节。总之，元话语是衡量说话人（作者）的语境适应能力的重要语言要素和修辞资源。 　　跨文化适应离不开语言接触和言语交际。其过程可以看作是旅居者为了融入旅居地文化或进行自我调整而作出的语言使用方面的努力。换句话说，跨文化适应包含语境适应，而语境良性适应的主要表现必然包括第二语言元话语手段的合理使用。基于以上观点，以在宁高校的37名外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试图揭示汉语元话语的使用倾向与跨文化适应水平之间的关系。 　　二、跨文化适应水平测量和汉语元话语使用倾向分析的方法 　　（一）跨文化适应水平的测量工具和水平分组 　　研究对象为三所在宁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共37人，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的19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男性学生为23人，女性学生为14人。 　　我们在Ward和Kennedy（1999）编制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包含39个题项的新量表，对37名受试的跨文化适应水平作了测量。每个题项采用5个量度评分，1表示“没有困难”，2表示“稍有困难”，3表示“有一般性困难”，4表示“有较大困难”，5表示“有很大困难”。得分越高，表明跨文化适应水平越低。量表的语言为汉、英双语。表1显示跨文化适应水平测量的得分情况。 　　表1：SCAS测量描述性统计 　　我们把得分高于“平均值+标准差”的受试归为最高得分组，该组的跨文化适应水平最低。而把得分低于“平均值-标准差”的受试归为最低得分组，该组的跨文化适应水平最高。 　　如表1所示，跨文化适应水平测量得分的平均值为95.89（标准差为22.288），正常数据区间为73.6～118.2。在37名受试中，七名得分低于73.6的受试被挑出来组成“高适应水平组”。同时，为使组内对比更具有可比性，5名得分高于118.2的受试和另外2名得分为117的受试被编入“低适应水平组”。 　　（二）汉语元话语的分析框架 　　李秀明（2006）曾将汉语元话语分为语篇功能元话语和人际功能元话语两大类。我们认为话语的旨趣在于劝说，所有的元话语均表达人际功能。因此，我们借鉴Hyland（2004）提出的英语元话语人际模型，将汉语元话语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