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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差异视角―V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摘要：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融入；代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304.1；D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1-0036-05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长4.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中则指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已经呈现出长期化趋势。伴随着如此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动趋势上的变化，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日益突出。 　　针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现状，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受到多种社会排斥，整体上处于一种被边缘化和隔离的状态，他们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融入过程主要受到二元户籍制度及其关联制度、自身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农民工群体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内部开始出现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于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受教育水平高、务农经验缺乏、外出动机兼顾谋生与发展、定居城市的意愿高，但是耐受力低等特点，他们身上的城市特征更多，也更易于接受城市生活方式。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可能呈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现有文献中已有关于两代农民工在就业状况、消费水平、利益观念等局部特征的比较研究，也有学者对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如刘传江和程建林从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两个方面比较了两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何军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归属感三个方面测算了两代农民工的融入程度。两项研究成果都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是社会融入是一个涵盖经济、社会、心理等层面的多维度概念，目前研究中相对缺乏更为系统、全面地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两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进行测量，从而比较他们在社会融入方面的显著差异，以期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制定和社会认知提供经验依据。 　　一、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测量指标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一个涵盖多个维度，涉及多个指标的抽象概念。Gordon将移民的社会融入分为结构性同化和文化性同化，前者主要指移民不断提高的社会参与度，而后者指身份和价值等文化方面的同化过程。沿袭Gordon的基本二元分类，学者们又进一步扩展了社会融入的维度，主流的观点认为其包括经济、社会和心理层面。因此，本研究着重从这三个层面分析两代农民工在社会融入中的代际差异。 　　经济层面的融入是农民工立足于流入地城市、适应城市生活的基础环节。推拉理论指出以就业――收入――消费三个关键环节为代表的经济因素既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力因素之一，也决定了人口迁移的移动能力。因此，本研究选择职业、劳动合同签订、月收入、参加社会保险、居住情况几个指标进行衡量。 　　社会层面的融入体现了农民工在行为处事上能否与流人地居民趋同，享有一定的市民权力，降低其被社会排斥的程度。该层面更多的是从非经济性因素以及社会排斥的角度考察农民工的融入情况。本研究选择参加社区便民活动、参加社区文化活动、闲暇时间的利用、在城市的朋友数量和朋友构成情况，以及困难求助作为衡量指标来考察农民工的代际差异。 　　心理层面的融入反映了农民工主观上对市民社会的认可，是他们深层融入的心理建构。这一建构过程是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对我群和他群的识别与认同。因此，本研究选择身份认同、交往意愿、居留意愿和转户意愿4个指标来进行衡量。 　　（二）调查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大连流动人口管理问题研究”课题组在2012年4～7月在辽宁省大连市内开展的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大连市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之一，目前约有92万农民工，占全市人口的13%左右，在东北地区属于农民工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一是通过判断抽样选取4个农民工聚居的社区，每个社区调查150名左右的农民工；二是通过随机抽样选取20个农民工散居的社区，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每个社区调查了25～30名农民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97份，回收有效问卷1011份，有效回收率为8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