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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红河农村法治化建设问题探析 　　【摘 要】法治化是实现依法治国不可缺少的过程，农村的法治化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河州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农业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 　　【关键词】红河州；农村；法治化 　　法治是依据法律管理国家和民众的各种事务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化是逐步消除人治、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动态过程。红河州是云南省南部地区一个以哈尼族、彝族为主的边疆少数民族自治州，全州446.95万人口中农业人口就占79%，加强农村的法治化建设对于提高公民的法治意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依法治州、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红河州农村法治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多年来，通过加强民族立法、法治宣传教育、丰富多样的普法形式和拓展法治宣传领域等形式，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村民的法律意识正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村民自我约束能力和依法维权的能力不断提高。但是，农村法治化建设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治化基础性条件薄弱 　　红河州地处边疆，法治基础还比较薄弱。 　　一是全州农村大都远离城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节奏缓慢，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较难渗入。农村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方式从客观物质条件制约着农民心安理得地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和谐生活，人们过着较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对法律需求不高，对法律的态度淡漠，甚至认为“有没有法律都一样过日子”。 　　二是至今还不能完全自由流转的土地制度和烤烟生产经营的特殊政策，也增加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特别是助长了农村社会的封闭性。封闭的生产生活方式，强化了家本位思想和农民重因循的保守性格，弱化了谋求最大利益的经商思想，各家庭之间基本上没有经济上的往来与冲突，宗法血缘关系指导下的传统民事问题长期未得到商品货币关系的有力冲击，使得农民很少实践传统方法以外的方式解决争端，也就不会主动融入现代法律机制。 　　（二）法治化建设中的制度性缺失 　　法制的缺失影响着农村的法治化建设。 　　一是全国性的农村法制缺失。虽然，我国农村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许多重要的农业、农村、农民方面的法律、法规尚未制定，即便是已经颁布的法律，其科学性和操作性也亟待研究与改进。许多涉农法律仍停留在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层次，政策性强规范性差、原则性强操作性差，缺乏应有的法律效力和持久的威信约束，相当多的地方性法规条文比较粗疏，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并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管理色彩，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行政管理较多，而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民事关系调整的较少，对民生改善方面的较少，过于强调农民对政府承担的义务，忽视了农民应有的权益，阻碍了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延伸。 　　二是红河州地方性农村法规缺失。从红河州来看，在所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直接涉农的，如农业生产发展、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农村金融信贷、农村分配、农业投资、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污染、农村环境以及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条例并没有。 　　（三）是“重人治、轻法治”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红河州地处连续地区，经济社会还不太发达。由于受传统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人们更多地依赖文件、政策及不同级别的指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在有的地方普遍存在。少数领导干部法律知识缺乏，不习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开展工作，依法建设经济和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水平不高。特别是在农村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财务管理混乱、村干部私自挪用集体资产、利益面前偏亲向友、重大决策不民主、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现象，干群关系十分紧张。还有一些干部甚至公开宣扬“依法就不能行政，行政就不能依法”，把法律看成其工作的绊脚石。 　　（四）村级“两委”班子的越位和缺位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在红河州部分农村，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相互职权界定不清，二者在“领导”与“自治”上微妙博弈。一方面，在处理事务中往往相互争权或推委，如《村委员会组织法》赋予了村党支部行使“领导”职责，同时又规定了村党支部应“支持和保证”村委会依法行使职权；另一方面侵害农民合法权益，民主自治流于形式，现有制度赋予二者的权力过大，他们都想把村民有效地“管理”起来，使得村民在行使自己正当权利时往往受到他们的干涉和牵制，议事决策程序不够规范，村务公开透明度低，许多事务都是由村干部说了算，假集体之名谋个体之私的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村民自治组织在群众中缺乏威信，村民参与自治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有效性都不充分。 　　（五）部分乡村干部的“五宗罪”对农村法治化的直接破坏 　　由于法治观念的淡泊，乡村干部的“五宗罪”直接破坏了农村的法治化进程。一是违法违规处置集体财产，从中渔利；二是套取、截留、克扣惠农资金；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