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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市民化与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摘 要：新型农村社区是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场域，但目前我国农民市民化转身存在着习惯于农村生活方式、非农化就业转换艰难、对身份认同较模糊、市民人格的缺失等问题。社区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制度文化教育和公共文化服务短缺是影响农民市民化的文化因素。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加强制度文化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延伸社区文化服务功能是助推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措施。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市民化；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070-03 　　基金项目：河南省2013年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河南省农村综合改革试验区信阳市‘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对策研究”（132400410809）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厉有国（1966-），男，河南罗山人，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新型农村社区是“现代化城镇体系的末端节点”。对农民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对农民身份的影响意义重大。关于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有关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市民化上，而对新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对农民市民化转身的影响研究则不足。因此，了解和考察这一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探讨社区文化建设对社区居民身份转化的作用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型农村社区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我是谁”是一个涉及到人的社会身份与角色的问题。农民生活的最大特点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而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人住在楼房或独栋别墅里，他们通过土地流转或土地承包的方式脱离了与土地的联系，从事建筑、服务等非农工作，与城市居民一样，工资性收入成为主要经济来源，家庭支出构成也与城里人大致相同，其突出特点是正在“去农民式生活”，但其市民化转身仍然面临许多障碍。 　　1.习惯于农村生活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拥有全新的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既与城市社区不同，与传统村庄社区也不可同日而语。确切地说，它具有城市特质――高楼大厦、林荫大道和现代公共设施。从公共服务设施等器物上看，如建设规模和社区公共设施的品种和质量而言，新型农村社区都不是传统村庄社区的翻版，也不是旧村庄社区的再造，这类社区的硬件设施可以和城市社区相媲美。但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农民对成为城市市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加之习惯于自在自由的农村生活，这就使得散漫、规则意识缺失的农村生活习惯，在社区生活中随时表现出来，如占用公共绿地种植蔬菜、在公共场地乱堆乱放、在公共场所随意乱丢垃圾等等。这些不文明、不科学、不卫生的农村陈规陋习在新型农村社区随处可见，在管理缺失时表现得特别突出，这都是他们还没有适应新环境的表现。农村生活方式的惯性，是农民市民化转身的重要影响因素。 　　2.非农化就业转换艰难。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通过土地流转或土地承包的方式脱离了土地，从事建筑、制造、加工、服务、修理等非农工作或成为农业工人，与城市居民一样工资性收入成为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大多学历低、年龄大，转岗能力差，导致他们的就业领域十分有限，且大多是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的工种。新型农村社区的许多居民由于就业困难，不得不选择设点摆摊，从事一些回报少、技术含量低，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有的甚至不得不又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巨大的城乡差距，高昂的生活成本，艰辛的就业历程，冷却了农民的“市民热情”，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因此，很多人内心里并没有认同自己社会身份的转变。 　　3.市民身份认同比较模糊。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下，一般来说，从农民转变到市民是一个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过程。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同却并不一定如此。例如，他们对自己究竟是“市民”还是“农民”的看法就有疑问。尽管已经把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城镇化的最后一级的组成部分，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使农民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身份和社会权利，但由于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等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仍然游离于城市社会保障之外，与城市市民相比，他们的社会保障仍然是“低覆盖、低标准、低起点”。由于这种保障对于他们来说与农民并没有什么差异，因此，许多社区居民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种社会权利的“二元制”，在客观上强化了新型农村社区居民社会层面的失落感，使他们在内心深处难以认同自己新的社会身份。 　　4.市民人格精神缺失。新型农村社区通过村庄整合等模式改变了居民的聚居模式，集中居住的生活模式打破了以往村与村、组与组，以及家族、宗族的传统居住格局，人口、家族结构异质化，形成了“大杂聚，小聚居”新的人际关系，并为人们提供了城市化的公共服务，目的是以城市性取代乡土性、以现代性取代传统性，逐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