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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话语与阶级一民族国家想象 　　摘要：占据1940-1970年代文学中心的是“人民”这一集体化形象。参与这一形象建构的，是阶级与民族国家双重话语。革命意识形态意图通过“人民”话语的建构，召唤广大人民的身份认同，从而将广大人民组织进阶级―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之中。 　　关键词：个人；人民；启蒙；阶级―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80-04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是一条非西方化现代性之路。宗旨是建立一个最终消灭帝国主义，阶级压迫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革命路径形成了阿布杜拉?拉鲁依所说的阶级民族主义，即把阶级视为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并以阶级的语言来想象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文学因而被赋予新的意识形态功能：以阶级语言界定、描述“人民”这一概念.建构以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为价值核心的新中国形象，从而将广大人民“组织”进新的民族“想象的共同体”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的生成即源于新的民族国家想象。它决定了在新的文学图景中，谁才有资格成为“人民”的一员，又如何经由塑造成为自己的主人，发现并获得自身的民族主体性，文学作品因而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文学是如何从现代文学中脱胎而出，并渐行渐远。最终形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态。 　　一、从“个人”到“人民” 　　20世纪初，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为中国输入了以理性启蒙为内核的现代性.同时也输入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西方启蒙思想一脉相承的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输入，打破了传统中国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历史观，形成了一种将历史视为理性进步状态的线性历史观。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引下，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国与西方置于直线前进的历史时间序列上进行比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置于历史时间的前列，代表着“新”、“现代”、“先进”，与旧中国构成新/老、现代/传统、先进/落后的价值落差。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结构性摧毁.就是在西方启蒙现代性的观照下，对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诉求的回应：为旧中国祛魅，同时召唤新的民族主体的出现。而这一想象中的历史主体又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中的“个人”为指向的。“个人”被赋予了与“新中国”、“现代”同等的价值，是自我解放、自我建设，具有独立人格，拥有与传统社会对立冲突之勇气的个体。它形成了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的价值信仰和运思方式，并延展为个人解放与国民性批判两大文本。两类文本把文学创作推向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前沿：前者以个人主义精神烛照中国传统文化，或指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非人”性，或追求以自由平等为主旨的“人的觉醒”；后者则在西方启蒙精神的观照下，揭示国人在长期的文化浸染中所形成的奴性、嗜血性，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召唤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现代个体”的出现。两类文本互为参照，形成互文性。不管是个人解放文本还是国民性批判文本，都是在为中华民族祛魅，祛除旧的落后的腐朽的传统文化之魅，召唤全新的历史主体，其最终指向是建构一个以西方社会为模本的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中国的现代性意识是在外强入侵的历史条件下催生的，因此，新的民族国家想象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冲动。当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愈演愈烈，一种以反抗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为指向的“非西方化”现代性话语被生产了出来。同时，面对每况愈下的社会局势，知识分子们意识到个人解放无法迅速导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个人主义”开始陷入彷徨无地的境地之中。“个人”再次遭遇向何处去的困境，知识分子群体因而进入了一个重新寻求历史主体性的动荡时期。因此，这一非西方化现代性话语迅速为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这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革命思潮中，广大知识分子接受的“现代性”路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对以“个人”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现代性的追随，转而走上一条非西方化现代性之路。支持这一非西方化现代性追求的，是阶级一民族国家叙事及反帝国主义修辞。毛泽东在建国前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列举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各个方面的侵略，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因此，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如果说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试图以西方社会为范本实现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转换，那么，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非西方化社会运动，实践的则是非西方化的现代性之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