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中国的方法：法史的探究之意义.pdfVIP

274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想像中国的方法：法史研究之意义 张薇薇+ 曾在书店里看到过王德威先生的一本书，名字叫作“想像中国的方 法”。这简单的几个字，却一直印象颇深，终在今日拿来作了自己的表 达。 其实洋洋洒洒的一个篇幅，有时要说的不过是那点题旨的几个字。 是的，“方法论”这样的话题，任何时候说它、看它，都有一种必要与责 任，尽管叙说水平高低不均。而“中国的”，正是本文之旨趣所在，即要 研究中国的问题，并最终为了归结于中国的症点与情结。笔者认为，这 也应是法史(尤其是外法史)及比较法研究之本心与价值。俗语说，“外 来和尚好念经”，借鉴西洋，为中国法制树范式，不过是在中国这部大书 中寻经义、求大同。 初治外法史学，一直惶惑于某种“追本溯源”——外法史这个学科 的意义与目的何在?也许这是个不该提问的提问，因为它属于最基础、 最根本的理论与观念的问题。我的这种惶惑，不是来自于某种基础逻 辑、义理的大脑混乱，而是被本土法史(包括中外)的研究成果所折射出 来的光线所眩晕了。 这种眩晕，一是目的论的迷惑，二是方法论之迷茫，后者尤巨。其 实，就法史学科来说，历来有中法与外法之分途，有时是截然两分的感 觉，好像它们从研究目的、方法、主旨到最后的表现形式，都归属于两个 +张薇薇，清华大学博士后。 想像中国的方法：法史研究之意义275 不同的领域，以及两个不同的“兴奋点”：究竟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换言之，法史学的两个方向，在我看来，好像没有、或可以没有、或本不 用有一种本质上、精神上的“琴瑟和鸣”。而法史学方法论上的迷离闪 烁，我觉得也可以适用上述两分式的提问：目前这种研究范式，究竟是 法律的?还是历史的?如果说历史学，在中国属泱泱大学，方法论之辩 蔚为大观的话，[1]那么冠以“法律”二字之史学，究竟方法论之若何? 带着这两个问题，笔者开始一种幼稚的探索，但仍希望其不失为具 有一种片面的深度，以免受“本文之意义究竟若何”这样的循环往复的 提问与质疑。 中国法律史(包括中国法制史和思想史)与外国法律史(包括外国 或西方法制史和思想史)，是两个具有不同名号的研究方向，虽同归属 于法律史研究这样的旗号之下。如果也对其进行某种“名实”之辩，我 们发现，其实它们所研究的问题与关注点是殊途同归的。这看上去仿 佛是近似愚蠢的结论，似乎本可不必讨论，但我们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 反问：在中国当下20年的法学生命里，两者之间是否曾有过(或将会 有)本应当有的、足够聪颖的实质交涉与勾连呢? 两大法史研究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问题。下这样的断言，看似恢弘 与避重就轻，或者贪图轻省而用某个宏大叙事，去掩盖研究叙事背后不 同理路所造成的艰辛与差池。的确，不可否认的是：中法史和外法史， 反映了两个不同的问题域、使用不同的质料、进行不同的描述、反映不 同的视角、提供不同的方法、并取悦于不同旨趣的读者。但是，它们真 正能够得以统合的因素在哪里?除了接下来在研究方法的阐述上，笔 者将进行某种归同的尝试外，它们在大的叙事格局上的确服务于同一 种传统与理念，并有意无意地供奉于当下所处的、本质上属于中国的语 境，这就是其统合的因素。 [1]梁任公日：“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参见梁启超：“新 史学”，载《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1980年版，第3页。 276法律史学科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治史的人，都深知材料、质料(或日史料)之重要。比如史学家顾颉 刚认为，中国近百年新史料的发掘(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 现，敦煌石室的发现，铜器的新发现，内阁大库、军机处档案的整理与太 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给予中国后期史学莫大的影响o[1]胡适先生亦 认同治史中史料之切要，他说“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 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资料。第二步须审定史 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 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2] 但是，中法与外法之研究，所用之史料，从表面看极为不同。中国 法律史的研究，基本上借重于对于中国传统经籍文本中有关法律制度、 思想、文化、风俗等方面的记载与评论。以美国汉学家D．布迪与C．莫 里斯的研究中国清代法律的专著《中华帝国的法律》为例，其建论的基 点是清代的《刑案汇览》，(3]其书本中所涉及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