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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教育伦理思想及对现实的启示 　　关键词:晋商　教育伦理　思想 　　摘 要:近代晋商的教育伦理思想对晋商的辉煌起着重要作用。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是诚信伦理教育，重点在于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态度，目的是培养积极进取的、诚实守信的、干练的商业人才。 　　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促使西方商人发财致富的驱动力是所谓“新教伦理”，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那么作为一个重要的商帮，崛起于明初，经明中叶的较大发展，极盛于有清一代的晋商，为何能够成为明清时期执商界之牛耳者，又如何能够称雄商界500余年，有许多学者把它归结于晋商严格的制度以及晋商不畏艰难的一种吃苦精神……。其实晋商辉煌的背后是晋商的一种与众不同的伦理教育思想以及一种精神，或许正是这种精神促使晋商能够位列当时中国十大商邦之首。晋商的成功与其特殊的教育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晋商观念的改变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户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人。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明清时期，晋商雄居“十大商帮”之首，资本最雄厚，经营项目最多，活动区域最广、时间最长。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天下“四民”为士、农、工、商，从而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士为尊，商为卑”“农为本，商为末”的伦理观念。士所以排在“四民”之首，就是要人们读书做官以治民。士子为取得功名，勤奋读书，参加乡试、省试以期步人仕途。四民分立，而商居其末，经常受到轻视和抑制。到明清时期，这种观念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晋商表现尤为明显。在他们心目中，已经出现了四民平等的观念，“四民之业，各有所托已成名”，在山西商人的心目中，尽管做官可以荣宗耀祖成为世家，但大多数人仍处在贫困中，因此他们抛弃了人仕的思想，走出一条发展经济致富的道路，从而在山西形成崇商的理念。“功不妄练，贵专本业，即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柳林县《杨氏家谱》)士、农、工、商都是本业，同等重要，而载之家谱，说明这种观念已较为普遍，深人人心。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1724年山西巡抚刘砖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人贸易一途，其次宁为青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御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整个清代将近300年，殿试112科，全国出了114个状元，其中江浙两省69人，山西没有(与云南、甘肃相同)。山西只有一个榜眼，是朔州的王庚荣，还有探花3人，他们是闻喜县的乔晋芳、太谷县的温忠翰、樱山县的王文在。余秋雨先生在他那篇名为《抱愧山西》的散文中认为:山西人从商心态坦然，在山西人眼里社会定位序列是这样的: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也就是说，山西人是因为认同商业才废弃读书科举的。 　　晋人敬商，晋人崇商，晋人贵商。晋商在鼎盛时期，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经营;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到处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当年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至今到处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遗迹: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毫州的花戏楼，大多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难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晋商足迹所到之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难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语。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晋商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业绩，有着许许多多的原因，有历史的原因、有外部的机遇、有内部的特殊的经营机制等等，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晋商的教育伦理思想。这种思想对于培养晋商大军的后继者，尤其是对于晋商驰骋商海500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晋商教育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无非是人们之间各种社会关系的发散与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