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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学方法的革新 　　摘要:分析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弊端,重新给法学教育进行定位,并分析如何转变法学教育的理念,提出法学教育的改革的方向和方法。 　　关键词:法学教育理念方法改革 　　随着法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法律专门人才,大学法律院系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必然要调整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内容。本文仅就法学教学的课堂方法的革新作一浅显探讨。 　　一、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及其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一直沿袭大陆法的法学教育传统,注重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和原理的讲授,以教师为中心的讲座式教学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僵化、专业设置过窄、课程体系零乱,特别是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严重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教学方法单调、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仍然占主导地位;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结构失衡;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等。 　　就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而言,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课程偏向于法学理论,由此导致学生对司法实务知之甚少。就研究生阶段的法学教育而言,尽管早在1988年国家教育、司法等权威部门曾联合推动试办以培养法律实务人员为目标的文科应用型研究生教育项目,试图以此改变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不能适应应用型法律人才需求的状况,然而这一举措的实际作用和成效几乎是感觉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4月在中国创立法律硕士教育制度。法律硕士教育的创办,不仅为培养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开拓出一条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它的提出为我国的法律教育思想、观念带来了新的变化:它纠正了以往的“学”与“术”的分离,暗含着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作用和价值观的转变;由过去的“法律工具论”转向把法律视为推动社会各项事业进步的杠杆;在保持传统的“学术型”法学家培养机制的同时,更加重视培养“理实兼备”的应用型法律人。 　　法律硕士为国家输送了大批的法律人才,对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是不正确的教育理念。我们的教育目标定位在“高层次的专门法律应用人才”,可以说目标很含混,“高层次”的定位是什么?高层次只是我们多开十几门课就能培养出来的吗?其次是法学教学方法的单一。由于学生数量激增,一、二百人的大班上课成为常事。研讨式的教学方法、课堂讨论、模拟教学法基本没有办法开展。再次,忽略甚至轻视法律职业技能培养。传统上,我们认为法学教育的性质是一般性的人文科学教育、通才教育、甚至是法律研究人才教育而非法律职业性训练,学生往往基础知识扎实,考试成绩好,而动手、创新能力较差,解决实际纠纷的能力较低。最后忽视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在强调、重视知识要素传授的同时,不但忽略甚至轻视法律职业技能培养,而且还忽视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忽略法律人文精神对学生的启蒙与教化。 　　二、法学教育的定位与教育理念的转变 　　(一)法学教育的定位随着社会生活对法律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和我国法治的不断完善,人们发现单调刻板的理论框架和学院式教学方法日益不能满足丰富多彩的法律实践及其对实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国家教育部《21世纪中国法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研讨会提出,应当突出法学的应用社会科学性质,通过疑案抗辩、模拟法庭、案例教学和实习等途径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正如汉密尔顿所言,“由于人类弱点所产生的问题,种类繁多,案件浩如瀚海,必长期刻苦钻研者能窥其堂奥。所以,社会上只能有少数人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可以成为合格的法官”。①因而,为适应司法改革中有关人才培养的目标和理念,对于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来说,其主要任务是为社会输送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把职业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基本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学教育就其立足于培养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换言之,法学教育目标在于“让学生获得从事多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的能力”,因此“大学本科法律教育的定位只能是职业教育”。②当然,职业教育本身又是个分阶段、分层次的过程。我国台湾学者邱联恭先生将律师的养成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教育阶段,相当于本科的法学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专业教育阶段,即任职前的研修阶段;第三阶段是继续教育阶段,为再教育阶段。③因此,“大学之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只为了养成律师或法官,而是要培养法律人能够认识、理解‘法’在社会应有之机能为何,使其在面对具体问题时,有予以分析、判断之能力,这就是培养法律专家所共通的基础素养——法律思维能力。”④ 　　(二)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代法律人不仅应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培养高素质人才将成为各高校法律院系的目标,法律院系在本科阶段培养学生扎实理论基础的同时,应为研究生教育输送合格人才,转变观念,培养法律职业高层次人才将是法律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