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结缘”的《修辞学发凡》 王韬.docVIP

“与诗结缘”的《修辞学发凡》 王 韬 1934—1935年间，陈望道先生创办并主编了《太白》半月刊，为免读者受杂志名称误导，他解释了此“太白”非彼“太白”：一乃字面即有提倡白话之意；二因俩字笔划极少，昭揭简化；再者太白星亦名启明星，喻示长夜即逝，白昼将至。我们若从修辞角度来思考，会发现陈望道这番解释涵括了“太白”的字面意思、字形分析以及特殊寓义。他在标明办刊宗旨的同时，也似乎和那位唐朝大诗人撇清了关系。然其人文意义并未因回避而稍减，依旧强烈唤起读者对诗仙的遥想。作为修辞学家的陈望道岂能不明白这一点，可他仍然用这两个易生歧义的字为杂志命名，除了倾慕谪仙风姿，热爱诗词华采外，还有什么更好的理由会让他如此坚执？ 《太白》创刊前11年，年方32岁的陈望道尚未认清自己长于学术，意气风发地想要成为一名推陈出新的诗人，他与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安、余十眉、邵力子、曹聚仁、陈德征8人发起成立了新南社。遗憾的是，新南社诸君除柳亚子外均诗名不显，只能“余事做诗人”。尽管从诗歌创作角度来看，缺少这方面禀赋的陈望道并不成功，但就爱诗的程度而言，他的热情实不下于任何一位诗人。这股热情在他的少许诗篇里难以展施，却充分体现于《修辞学发凡》这部学术著作中。 刘大白将《马氏文通》与《修辞学发凡》分别称为“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古话文的文法书”和“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与白话文的修辞学书”。后者显然比前者要多出一重对白话文的贡献，故刘大白认为“《修辞学发凡》底价值，可以说是超过《马氏文通》的。1”但这两部著作皆应归类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建立之前的文法书，它们的对象是文字语，而非口头语；它们旨在制定文法规则，而非以确认语言本体为目标。当然，陈望道比马建忠多了些语言学的自觉，他在《修辞学发凡》引言部分谈到了口头语辞对文辞的影响，在第二篇也将语言划分为“态势语”、“声音语”、“文字语”三种，可惜他未曾继续深入地区别语言和文字的差异，转入第三篇后就彻底把修辞的对象限定在文字语范畴。这种通过文字认识语言的研究方法，仍然如索绪尔所批判的那样，强调着“文字的威望”，使其“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这好象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2 然而，白话与文言的脱节正表明语言可以离开文字而独立存在，二者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口语和文字的矛盾，而非白话文与古话文的矛盾。陈望道虽尽可能地征引白话文为例，其研究方法却还是偏离了提倡白话的初衷。当然，彼时的古文献百倍于白话文献，也必然导致《修辞学发凡》征引文言文多于白话文。陈望道本人对文学的殷殷兴趣，亦令此书几乎全部以创作类文字为例，即便是被他定义为“抽象的、概念的”消极修辞，所用也都是形象的文学例证。 纵观《修辞学发凡》全书，积极修辞部分的38种辞格分类无疑使“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3”这些占了一半篇幅的辞格所引诗例比比皆是，尤其是积极修辞部分，38种辞格仅有9种未援诗词，且主要征引的是古典作品，即便甄录同时期诗作也颇多旧体，如所选鲁迅作品，其五、七言旧制就多于《野草》中的散行。被征引的新体中有一些是解放后再版增补的，如： 瓜不离秧，囡不离娘，中国人民离不开共产党。（《上海民歌选?瓜不离秧》）； 天上的星星千万点，望着人间开笑脸。社里造了发电站，星星落户到人间。《上海大跃进歌谣?星星落户到人间》 人多主意好，柴多火焰高。（《浙江民歌?人心齐，泰山移》）。4 除了这类基于时政需求的增补，现代文学中较成熟优秀的新体与译诗并未得到进一步扩充，仍只是闻一多、刘大白的作品在装点门面。尽管几十年过去了，现代诗在陈望道眼中仍难以望旧体项背。对于这位坚持白话立场的修辞学家来说，“旧瓶装新酒”的诗作始终充满诱惑。他一再征引鲁迅的诗句，作为古为今用的适例，如：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鲁迅《哀范君三章》） 对诗中“鸡虫”二字，陈望道考释道： “鸡虫”见杜甫《缚鸡行》：“鸡虫得失了无时，注目寒江倚山阁。”鸡和虫都不值得重视，用来比争权夺利的可鄙人物。当时自由党主持人何几仲，排挤范爱农，为范爱农所鄙视，所以说白眼看鸡虫。鸡虫，是“几仲”的谐音，这里是一语双关。5 鲁迅不但用了杜诗典故，“鸡虫”二字更有谐音之妙，这段对“双关”辞格的例证解说，实可视为诗话妙得。只是这样的佳例实属偶见，那些既未拟出古风，又未道出新意者仍旧占了多数，如“借代”辞格中所举一诗： 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鲁迅《一二八战后作》）6 被指出借代归客的“归棹”二字已用得太滥。比起“双关”与“借代”，“仿拟”辞格更可体现“旧瓶装新酒”的写作主张，陈望道对鲁迅旧制的征引也主要表现于这一辞格：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此城千载冷清清。 专车队队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