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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眼中的车臣人：文化差异与政治学 侯艾君 一 有人说，车臣的文化是那种很难被现代化的文化，其内在要求是竭力保持传统。在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其文化的特点在于：信仰伊斯兰教，男权优先，注重亲缘联系，村社生活，崇拜长老，等等；而且，许多个世纪过去了，而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状况的发展和变化却相当缓慢和不那么显著。当车臣危机使车臣民族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焦点和核心的时候，车臣人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人民依旧保持了自己许多个世代以来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看过那些对于车臣民族、车臣社会的研究著作或者采访报道，让人觉得，车臣的人民似乎仍旧是19世纪沙米尔时代的人民。对于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的社会文化发展来说，地理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而整个北高加索地区由于地处山区乃至高山区，道路不通，与外界交往比较少，具有相对于外界的封闭性；除了地理因素以外，也由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宗教、和部落组织结构和体制──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图忽米等地都存在着泰普（，相当于部落或部族）体制。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到了车臣的经济、政治生活，而且还影响到了车臣人的民族性格。在俄罗斯作家、旅行者的笔下，异文化的文化审视就使得车臣文化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当实现现代化成为落后民族国家和的咒语、和走向进步的指标时，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价值都被边缘化了。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却认同文化的差异性。那些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之下的、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衡量标准看来是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却正无须由现代文明去发明和「照亮」，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与其他文明平等的价值。以赛亚．伯林从展示并保留了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这一意义上，甚至认为苏联的解体似乎也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我们能看到苏联的巴别塔垮成废墟，只该感到庆幸，即便有些效果变得很险恶──我是指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而言」1。而旷日持久的车臣危机恰恰使得那些原本潜在的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文化差异日渐凸显出来。隐藏在政治危机和冲突背后的，还包括那些深刻的偏见与误解。俄罗斯与车臣人早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一则来自战争和征服，一则来自人民之间的共同的经济文化生活。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交流中（毕竟，俄罗斯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民族，而车臣是一个少数民族，俄语的信息量又远远大于车臣语），车臣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俄罗斯人的观念和印象，被外界所认知。在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民族丛林中，车臣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长期以来，有关车臣的历史文化都只是作为俄罗斯帝国（以及苏联）的一部分而被提及。 　　在俄罗斯境内生活的众多民族中，俄罗斯民族历来是领导民族，在各民族中占据主导地位。置身于众多的少数民族中间，俄罗斯民族对于自己国家之内的许多民族几乎像外国人那样，缺乏了解。反过来，这些弱小的少数民族却对于俄罗斯民族的了解多于俄罗斯人对自己的了解。正如一篇文章中所写的那样：「那些俄罗斯人从来没有与高加索民族一起生活过，而只是在市场上或者在交通工具上注意过这些民族的个别代表，不仅没有象样的理由不喜欢作为整体的这些人，而且也不能够判断他们谁是谁」2，「所有人对于他们几乎都是一张脸孔；相反，高加索人则对于判断一个人的民族属性却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甚至是病态的能力」3，对于他们遇见的任何一个毗邻他们的边疆地区的人（甚至还不止是与他们相近、毗邻的人），他们都能够判断出那些波兰移民后代身上的「不太俄罗斯」的东西），他们可以「凭借许多不易觉察的特征，饶有兴致地猜出他的民族属性」，并且几乎从来没有差错4。这种不对等的交流和反映，是以经济、文化的差异甚至差距为前提的。长期以来，作为俄罗斯帝国（苏联）境内的众多少数民族之一，车臣人向来都只是处于边缘位置；正是车臣危机和俄罗斯-车臣武装冲突使得车臣人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 　　 在俄罗斯作者的笔下，车臣人的形象几乎从来就是消极、恶劣的。在1823年出版的一本《高加索人》的书中写道：按照礼节（我们可以理解为文明程度），车臣人可以分为三类：「和平的车臣人」、「独立的车臣人」、和「山地的车臣人」。「和平的车臣人」，就是被武力征服的、松日河右岸的24个村庄的居民；「独立的车臣人」，就是不友好的车臣人，有属于自己的适于种植和放牧的肥沃土地，水和森林丰富，住在从黑山山脚到南面的地方，阿克塞河和松日河的河流沿岸；而字「独立的车臣人」中，有一部分人是高加索的极为有名的强盗，他们被称做「山地车臣人」。在该书作者的笔下，车臣人往往结成一些小的帮派（由5到20人组成），渡过捷列克河，潜伏着，袭击对象是那些不加小心的旅行者或者在农田干活的、缺乏防范的农民。如果抓到的是军官或者是商人，那么就将脸、手、脚都贴在墙上，监禁起来，给很少的食物，几天之后拿来纸、笔、墨，指定赎金，并通过第三者将信送到俄罗斯。要是掠夺的是普通人，就将他在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