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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8-15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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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翻译认知模式
伍月
中央民族大学蒙文系
tanal 26.c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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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认知模式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从对翻译的直观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直至升华为理论高度
的过程。自东汉末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个不同时期逐渐形成了质与文、求真与喻俗、可译性与难
译性、忠实性与创造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等自成一体的翻译认知模式。文中着重论述这几种翻译认知模式
的主要论点和内涵。
关键词:认知模式;翻译理论;翻译主张
翻译认知模式是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从对翻译的直观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直至升华为理论高度的
过程。翻译理论的研究应着眼于对翻译的认知开始才有利于确立相应的翻译标准。因此,本文从翻译理论
的角度对各个不同时期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对翻译性质的认知模式初步作了粗略梳理和探索。
1.质与文
我国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家支谦在《法名经序》中明确提出了翻译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主
张。支谦最初主张译经只要“因循本旨”,也就是说翻译佛经只要转达本意或保存原意就够了,用不
着“文饰”或斟酌词语。他对译文的要求,主观上只是顾内容,不顾形式。其实深奥的佛经教义或教理倘
若没有生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是难以完整地转达“本旨”,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根本上忽略了众所周
知的“辞能达意”的道理,从而导致了主体对客体认知的失调。译文应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因此支
谦的这一主张有失偏颇。
随着翻译实践的深入和翻译体验的增多,他逐渐改变了初衷,不再忽略“文饰”。因此,后人称支谦
译经“辞旨文雅”、…“文而不越,约而不显”。【2J可见支谦通过翻译实践逐渐提高了认识,逐步把握了
翻译的尺度,认清了翻译的性质。
支谦提出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翻译主张经翻译实践证明虽然有些偏颇,但是他所提出的“本
旨”与“文饰”的相对翻译概念是值得肯定的,他直观地感悟到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他
的“本旨”与“文饰”的认知模式代表了东汉末年人们对翻译性质的理解和把握。
东晋、前秦时期的高僧道安(公元312.385年)在汉译梵经的实践中也提出了“胡经尚质、秦人好
文”【3J的见解,从原文和译文的角度最后确立了“质”与“文”的翻译认知模式。
道安当时提出的“三不易”论和“五失本”论,【4J反映出他对汉译梵经有了进一步的体验和感悟。尤
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独具慧眼发现了“胡经尚质、秦人好文”的风格差异。事实上道安发现了梵经原文和
秦人译文之间的不协调。他的“三不易”论和“五失本”论都是对如何解决不同风格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
而感发的论点。他的根本出发点是解决好原文和译文的一致性问题。
北朝末年及隋初僧人彦琮(公元557-610年)认为道安的“三不易”、“五失本”之说“译梵典之难
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怕J彦琮深谙道安的翻译主张和见解,恰如其分地评价了
他的论点。
后秦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认为:“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
凡觑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6]因此,他主张译文可以加以“文饰”。鸠摩罗什以开阔的视野看到了天竺国俗和文风以及
梵秦两文的不同文体,从而主张辩证地实施“质”与“文”的协调关系“依实出华”。实际上从翻译认知
模式来看,鸠摩罗什的“实”与“华”基本上与支谦的“本旨”与“文饰”,道安的“质”与“文”同属
一个范畴。
2.求真与喻俗
唐朝高僧玄奘(公元602.664年)总结他多年的翻译实践提出了佛经翻译要“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
译主张。玄奘从虔诚追求佛教真谛时对通俗语言的依赖这一客观事实出发强调译文既要如实地转达本意又
要通俗易懂。从而玄奘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提出了他独特的见解,既两者兼顾,又不偏颇一方,使两者达
到辩证统一的效果。
但遗憾的是,他为达成“真”和“俗”的辩证统一而提出的“五不译”主张实际上削弱了他自己提出
的“求真”与“喻俗”的翻译认知模式的力度和缜密性。玄奘所谓“五不译”乃为秘密故、含多义故、此
方所无故、顺于古例故、为生善故均不译。如此“五不译”,很难达到他自己提出的“求真”和“喻
俗”的翻译主张,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五不译”主张的确有些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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