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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法及其文化意蕴初探 “情理法及其文化意蕴初探 邓 勇 (吉林大学法学院) 引 言 煌煌中华法系，∞传承数千年，光耀全东亚，其利国利民之广大深远，虽竭尽吾辈之智亦难测知! 若谓建此卓越功勋之法系，向无光辉精神支撑，余不信也。面对纷繁复杂之社会人心，能矗立数千 年而不倒，全世界亦绝无仅有。余以为，众多先贤所言绝非溢美之辞。留固然，古法之形式不得不随 时而变，但其精神乃一脉相承，中有少变，亦未动摇其整体根基。正是其文化精神，使得吾国法律 可大可久!很多近人今人亦从精神上肯定中华法系，事理使然也。然此民族伟业，竟渐趋消亡，若 不能探知圣贤良法美意，深感愧对祖宗先人!若不明自家法律精神，吾国吾民，情何以堪! 于是，笔者不揣鄙陋，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尽力深入古人法律生活、尤其是古人观念世界， 力图把握中华法系之精神，乃认为存在一种根本性的、总体上的、亘古不变的核心法律精神——情 理精神。以此为基，“情理”法之提出乃水到渠成。“情理法”与“礼法、儒家法(伦理法)”之类提 法不同，与“道德法”范畴更是大异，其关键在于所采用之“内外层级论”思维路径：把中华法系 之方方面面分为数个层级，在内外结合中统摄其躯体与灵魂。 然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笔者学力、境界有限，遂仅初步提出“情理法”范畴，及该范畴可能包 含之诸多文化意蕴，尤其是其文化精神上之灿烂光辉，以拓展深化中华法律文化研究之视野。至于 此光辉之详尽内容，非深入吾国传统文化不可了知。而中华文化实非随意臆测所能知之，情理法之 文化意蕴，说不能尽，本文所谓“初探”，即论述其文化意蕴之广大范围，提出一种今人理解传统法 文化之简明路径，其具体内容则未能详论。所愿者，抛砖以引玉，冀海内外智者贤达，共探此大益 于吾国吾民、以及天下宇宙之“情理”法! 一、“情理是中华法系的普遍标准 通过对我国古代司法实践、精神依据、立法贯彻中的“情理”进行实证考察，并且引用近现代 诸多学者的类似看法，@霍存福先生认为，我国古代法律中的情理(精神)：发韧于古人断狱的司法 要求，扩展于古人对法律依据、法律精神的理解，贯彻于古代的立法之中，分化于近代社会的巨变 过程中。④整体上而言， 对法的情理性理解，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首先，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探求， 将情理作为“法之原本”“法之本原”是一种意义的追寻．人们发现了法律之上或法律之外的 作者简介：邓勇，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m为了集中研究视野，“知之为知之”，本文在狭义上使用“中华法系”这一范畴，意指从汉代到清末(公元前202 年一1840年)的中国法律，汉代以前以及整个古代东亚国家的法律，本文不作具体论证，将来研究或可拓展至此。 至于本文对中国文化与古代法律精神的论述。则必定涉及周朝乃至更古老的时期，因为周孔教化对汉代至清末的 社会治理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另外，为了表达的需要，如果不作特别说明，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古代法 律”和“中华法系”。 蕾对于中华法系及其文化精神．许多近代思想家早有深刻研究，比如陈顾远先生、李钟声先生、张金鉴先生、粱启 超先生、丁元普先生、张天权先生等，他们学问精深，对中华法系的赞叹之情实发自内心。其论述丰富充实，本 文不具引。请参见俞荣根先生对中华法系学的系统总结，俞荣根等编著：《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西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概述霍先生观点。详尽论证请看霍存福：《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文化性状与文化追寻——情理 法的发生、发展及其命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年第3期。 ①实际上，近代“礼教派”和“法理派”的分裂与争论，并没有终结中国法律中的情理精神，霍先生对近代法律精 神的研究是其对古代情理精神研究的继续。参见霍存福：《“合情合理。即是好法”——谢觉哉“情理法”观研究》， 《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 489 中国法律史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暨2009’年会会议论文集 价值。……其次，将情理探求司法技术化，使得类似近代的一系列法律原则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