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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略说 “互文性”也译作“文本间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概念，互文性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志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一、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tuality)；二，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tuality)。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这种研究强调多学科话语分析，偏重以符号系统的共时结构去取代文学史的进化模式，从而把文学文本从心理、社会或历史决定论中解放出来，投入到一种与各类文本自由对话的批评语境中。 综述 互文性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围绕它的阐述与讨论意见，大多出自法国思想家，主要有罗兰·巴特、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热奈特等。 说到互文性，我们知道，巴赫金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他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指出，独白式历史主义批评仅仅把小说看成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或小说对于现实的同质性再现。这种独白批评因而无法解释人物语言的异质性与多样性。 但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中，作者与人物之间、人物与人物之间是“严格实行和贯彻始终的对话性”关系。对作者来说，人物不是第三者的“他”，更不是“我”，而是作为对话伙伴的“你”。人物不再是由作者的艺术观照给予完形的客体，不再是宙斯所创造的无声的奴隶，而是具有独立性、主体性，因而也有创造性，有自己的主体意识和自己的声音的自由人，是有意志有能力与其创作者比肩而立互动共存的活生生的人。——显然，“复调性”的精髓就是“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互识的对话性”，这就为互文性的出场埋下了理论伏笔，即不同文本间的交流关系。 巴赫金还用“文学狂欢化”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狂欢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原指那种包括了庆典、仪式和游艺的民间狂欢节。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既是民众对人生的诙谐体验，对世界的嬉笑理解，也生动表现出百姓对于宗教黑暗统治的嘲讽态度，尤其是狂欢节上人与人隐去了各自的身份，变成一种相互平等的交流语境。在此背景下，文学狂欢化专指那种产生于文化危机时期的复调作品或多声部小说。这类小说实乃一种互文体。它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并习惯于用喧闹的方言俗语进行各种形式的插科打诨，以便表现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差异，由此造就一个拥挤杂乱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一种不确定性。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传统中久已有之。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柏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柏确信，诗人如能善于摹仿古典作品，他便能更好地摹仿自然。用今天的话说，一首诗在摹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pre-text)的模仿。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倡一种著名的“催化”作用。他认为，诗人精神是一种催化剂，它能改造经验与文学，使之变成一种新化合物。这种催化剂能消解作者和作品，促成互文性的多元化合反，最终导致文学创作的非个性化。 因此，就个人与传统的关系而言，传统与我们须臾不可离，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秩序。在这秩序中，先前的经典文本一律为今人共享。每一件新作品的诞生，无疑都会受到以前全部经典的影响。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在此前提下，它的意义也必须依据它与整个现存秩序的关系加以评价。 创作实践方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证。譬如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理查逊的《帕美勒》、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乃至《圣经》等前文本的痕迹。现代主义小说中，这种例子最明显莫过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间确立一种肯定的(positive)互文关系。在尤利西斯的塑造上，人们也不难看到乔伊斯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以及他在改造这个人物时显露出来的天才灵感，于是又出现了一种否定的(negative)互文关系。同样，约翰·巴思的作品不仅充斥着别人的前文本，而且弥漫着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即大量引用自己以前的作品，从而把小说当作再现自身的世界，由此构成一种深藏的互文性，或称作“内文本性”。 以上分析不像传统影响论那样，仅仅把文本甲与文本乙简单联系起来。与之相反，它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