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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遗产与忽必烈的变革：综论蒙元王朝政制二元性 对当时社会和其后历史的影响 屈文军* 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立经陈纪”，成一代之制。他所奠定的“规 模宏远”、其后子孙必须恪遵的“成宪”，今天的学界已经一致公认是蒙古法和汉法 的二元混合，也就是说是在保留成吉思汗政治遗产的基础上，有选择地采纳了一 些汉式制度。无论是旧史家所说的元世祖“附会汉法”还是近代以来学者所说的“忽 必烈行汉法”均不等于少数学者曾经认为的“元朝政治制度汉化”、蒙古统治者“被被 征服者的文明所征服”。但是，就世祖所定的这个二元体制而言，还有很多疑问学 界并没有作出令人特别满意的回答。比如，元世祖为何不可用成吉思汗的遗产蒙 古法作为整个帝国的国家体制？他又为何不改弦易张，用汉制彻底取代乃祖的政 制遗产而使之成为国家的政治根本？对这两个问题，以往的学者往往用这样的意 思回答：蒙古法不适合汉地，汉法不适合蒙古社会。但为什么不适合？学界尚未 给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 蒙元王朝控驭的地盘，包含了中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有汉文化的汉地， 有游牧文明的蒙古草原区域，有藏文化的青藏高原藏区等；王朝的民众，分属不 同的文化族群，除了汉族人、蒙古人、藏族人外，还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 此外，东北地区、中西南地区也还有种类繁多的非汉族族群。在临民层次上，蒙 元统治者针对不同的文化区域和不同的文化族群，一般采取各随其俗的统治方式， 只是对蒙古人以外的族群，在运行原先统治制度的同时会加入一些监临、牵制因 素，以保障蒙古统治者的利益。比如，在汉地，对汉族人，蒙元统治者采用了汉 文明传统的中央集权、军民分治方式，实行赋役制度；各个路、府、州、县实际 掌行政的长官还是由汉族人担任，但是蒙古统治者另设一个一般由蒙古人担任的 达鲁花赤进行监临，再设一个一般由色目人担任的行政长官副手以对汉族行政长 官进行些牵制。蒙古人的分封制度、诸色户计制度对汉地老百姓而言是蒙古人带 来的新东西，但从制度上讲，它们对老百姓的影响有限。比如分封制度，汉地有 些老百姓属于某个蒙古诸王贵族的投下户，但他们和不属于投下领主的国家编户 齐民，负担按道理是一样的；当然事实上，投下领主对投下户的肆意盘剥无法避 免，投下户的实际负担要比国家编户的重一些。诸色户计对汉地百姓生活也有影 响，有些家庭需要世代从事某种职业，这与唐宋以来中国民间社会流动性渐强的 趋势相违背，不过，民户以外的户计，从总数上来讲，所占的比例很小。所以对 汉地民众而言，与之前中原王朝相比，非汉民族的统治，“异因素并不突出。 在其他文化区域，情况也类似，蒙古人的征服基本没有改变当地社会原先演变的 趋势。 这些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类型的文化族群，对国家政治事务而言，最重要 的是汉地、汉民族族群和蒙古草原、蒙古民族族群，另外，作为蒙古人治国主要 帮手的色目人在政治事务上影响也比较大。除了藏族人以外，色目人没有自己可 以归属的较大的文化地域，当时的穆斯林文化区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所以色目 人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个人而不是来自于地域。蒙元王朝的色目人中，有相当多的 人来自东部伊斯兰世界，当时波斯语是这些东部伊斯兰世界的通用语言，蒙元王 朝因而将蒙古语文、汉语文、波斯语文都作为了官方的语言文字。不过，就临民 层次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设计而言，蒙、汉两种文明的传统政制是蒙古统治者主 要依赖的资源，由色目人带过来的制度方面的因素并不多，奥都刺合蛮、阿合马、 桑哥等人的作为被视作与汉法对立的回回法，就其本质而言，其实就是增加官府 ．2S． 对民众的剥削度，是一种与民争利的横征苛敛之术而已，不具有制度层面上的意 义。具有制度层面意义的，还是草原社会和汉地社会的传统政治设计。这两种文 明的传统设计，用今人的眼光来看，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专制体制。不过， 同样的专制体制，具体操作方式有区别，专制的程度也略有差异。 蒙古草原制度在成吉思汗建国时基本定型。地方上，游牧民分属于一个个的 千户，千户长负责监管牧民的日常经济生活；牧民每年需向政府或所隶属诸王交 纳一些牲畜，根据自家牧养动物的种类按一定比例上交；有作战任务时，男丁需 要从军，从军日子里的个人生活所需，也要从家里带上，政府或诸王不提供。国 家层面上，将游牧千户的一部分分属于诸王，剩下的大部分归国家，由大汗管辖， 属黄金家族共同“家产”。归诸王和归国家的牧民，其负担理论上也是一样的，都 要根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