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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钱海玲李杰 内容提要：从探索和回顾“两个效果相统一司法政策的实践背 景入手，通过对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具体内涵进行界定，对该政策引 发的实践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实践效果的统一提 出意见。 近年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作为人民法院的一项司 法政策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法院系统召开的各类重要会议，到各级法 院的工作报告、经验总结，以及全国法院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法院 报》、《人民司法》等)发表的论文，都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 一”作为做好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重要任务和终极追求。不仅如此， 这一司法政策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成 为包括法官在内的所有政法干警都要恪守的执法标准。1 自“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提出以来，有关文件和领导讲 话只是描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将之确定为司 法审判工作的终极追求，对于“两个效果”的具体内涵和统一、实现 的方法途径并没有作出具体的指引。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这一 司法政策的研究也大都停留于论述法律效果如何实现，以及“两个效 果相统一”重要意义的论述层面，少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也较少 具有针对性、实践性的对策研究。正因为这一司法政策内涵的不确定 性，导致实践中存在着对这一政策的误解、歪曲，甚至以这一政策作 为逾越法律规定，维护地方利益、部f-iN益的借口。这使得“两个效 果相统一不仅未能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削弱了司法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从根本上和长远利益上考虑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反而引发了一些违背司法本质特征和基本 规律的所谓改革措施，而且在有的情况下违背了司法审判的基本规 律。 一、“两个效果相统一”提出的社会背景 众所周知，20世纪以前，大陆法系各国的司法一般都强调，无 论什么案件，法官都可以依据逻辑的方法从现行法律中获得解决，法 官不应有能动作用，只能对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作三段论的逻辑操作。 即使是英美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也对法官的能动作用进行限制。 这种观念在20世纪受到极大的冲击。随着功利主义法学、实用主义 法学、结果主义法学的兴起，“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法 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等观点论断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即使是在 成文法比较发达的大陆法系，法官们也从法律解释学的发展中获得了 诸如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社会学解释等重要的解释法律工具，以便 能够按照社会现实的需要更加灵活地解释和适用法律。西方国家的这 些法学思潮都在不同程度的强调司法应当充分考虑社会现实，考虑本 国的历史、文化、习俗、观念，甚至在裁判时要考虑裁判的结果对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 策似乎与这些法学思潮有相通之处。 但是，我国司法政策并不存在“概念法学”向“社会法学”的演 化过程，“两个效果相统一”政策也不是完全受到西方国家社会法学 等思潮的影响。“两个效果相统一”的提出更多的是为了回应我国的 司法实践和社会现实。 “两个效果相统一”司法政策是近些年才由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 性文件和领导讲话中提出的。在该政策提出之前，我国的政法机关在 执法、司法时一直遵循“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执法司法原则， 以应对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 按照有的学者的研究，“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最早出现 在1999年全国民事案件审判质量座谈会的纪要中。该纪要提出：“在 审理新类型民事案件时，要注重探索，讲求社会效果”。在这里，提 出“讲求社会效果”的目的在于为法官处理新类型案件，填补法律漏 洞时提供指南。按照纪要的观点，社会效果就是“要结合特定的社会 环境和社会效益来考虑，在现实和法律之间寻找一个切入点，找到合 法、合情、合理、公平的解决方案”。22002年，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上，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明确了将“两个效果相统一” 作为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项基本原则的审判思路。他指出：“衡量人 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质量好坏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在办案中能否从 党和国家大局出发始终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审判的法 律效果是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和效果；审判的社 会效果则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 的效果。”3这一司法政策提出伊始还主要适用民事审判中，后来逐渐 推广到行政、刑事等审判领域。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