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中林森的“有为”和“无为”.pdfVIP

论西安事变中林森的“有为和 “无为 张惠娟 摘要：任国民政府主席12年之久的林森，适当的“有为”和适当的“无为”，是他做人做事的风 格特点。在西安事变中，林森面对“鹤蚌相争”的南京时局，从大局出发，毅然支持和平解决，并主持 安定大计。事变和平解决后，作为功臣的他，并不邀功，而是由顾全大局的“有为”自然过度到不与人 争的“无为”。林森是我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关键词：林森西安事变“有为” “无为”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也号天波，自诩青芝老人。1868年(清同治七年)3月16日生 1 于福建闽侯县凤港村。1905年，在上海加入同盟会。19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 因《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受警告处分，会后不久赴南京主持中山陵建设。1931年， 被推为南京国民政府代理主席，1932年元旦就职。此后，林森一改浮沉不定的噩运， 虽国民政府多次改组，都一直担任主席一职，达3任12年。期间，他和权势如日中天的 行政院长蒋介石一直是相安无事的。林森成了民国政坛的“不倒翁”和“常青树，这都 应归功于他将“无为”和“有为”拿捏适度的做人做事风格。林森深通庄子“处乎才与不 才之间”的道理，并不是糊里糊涂的“老好人，很明白什么时候当“无为”，什么时候 当“有为，该他表态的事情，一点也不含糊。这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就得到了明显 的体现。 一、“鹤蚌相争的南京时局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已作了企图灭亡中国的充分准备。国难当头，蒋介石把持下的 南京政府，“仍本其一贯的屈服投降于日本帝国主义之卖国政策，不敢言战，继续推行其 “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百般压迫救国运动，摧残救国阵线，“不积极出兵北上以援 绥，反调派二百六十团以上之大军及数百架飞机集结于西北，将从事于大规模之内战，实 行更大的中国人杀中国人之勾当，可谓人神共愤。以此，“西北各将领及数十万士兵忍无 可忍发为义举，在张付司令杨主任领导之下实行对蒋介石氏兵谏[1]，就在1936年12月 12日，直接扣留了蒋介石，由此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国民党方面陷入震惊和混乱之中，“时政府中人深受事变刺激， 情态异常紧张心1。蒋介石左右重要头目所持的态度，大体上以这两派为主：一派以何应钦、 戴季陶等为首，主张对西安明令讨伐，这是何应钦想趁此机会排挤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 的阴谋；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蒋介石亲属集团，主张和平解决西安 问题，设法营救蒋介石。 主战派首先动手。 何应钦等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在戴季陶、居正、吴稚晖等人支持下，于12月 12日下午在他的寓所邀请在南京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交换意见，意在窥测国民党内部对西安 事变的态度，以图控制南京的局势。戴季陶、居正、吴稚晖等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犯 上作乱，破坏纲纪，力主武力讨伐；只有少数人如李烈钧、冯玉祥、孙科等则从蒋介石的 安全考虑，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12日晚11时半，国民党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商讨对策， 和、战两派进行了激烈争论。主战者，以维护国家纲纪为借口，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 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 蒋公虽在，或竞不能安返[31；主和者认为，应该首先弄清楚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然后 再决定“万全之策”，并认为，“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之 出入，而无性质上之衲凿”，因此，还有“说服之余地”，如果立即进行讨伐，不但“内战 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i?H1由于主战派居多， 且他们大多数是蒋介石的密友或学生，又手握实权；而主和者都是蒋系以外的“异己，虽 职高却无实权，因此，会上主战派占了上风，并通过了出兵讨伐的决定。 13日上午，孔祥熙邀集国民党在京中委和中监委开座谈会。会上，何应钦先报告西安 事变的简单消息。他说：张、杨的八项主张完全是共产党的主张，他们与共产党早有来往， 蒋委员长这次去西安，是晓以大义，督促他们进剿，而他们竟为共产党所利用，以武力扣 留了委员长及中央大员。会上顿时响起了一片哭泣声与指斥声。军人们认为，如果不明令 讨伐，张、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患将不堪设想。如果明令讨伐，可以团结内部，即 张、杨部下亦可能发生变化。‘51同蒋介石有裙带关系的孔祥熙、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