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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实践教学促进教育功能实现的新思路 　　摘要：法学教育人才的输出不符合法律市场的需求，纠正法学教育偏离职业教育的方式是加强法学实践教学。法学教育服务功能缺失使得8亿多农民因法律知识贫困而难以“接近正义”，新送法下乡模式——农村法律诊所的建立是契合法学实践教学与教育功能的较好选择。 　　关键词：农村法律诊所；送法下乡；实践教学；教育功能 　　作者简介：阮丽娟（1981-），女，湖南隆回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田开友（1975-），男，湖南邵阳人，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南 吉首 416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首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JSUJGA21）、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湘教通[2013]223号）、吉首大学2012年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G201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8-0157-03 　　19世纪70年代，美国律师纷纷成立法律援助协会为贫民提供法律服务。此现象的产生，使得法学教育开始审视如何将法学教育与对弱者的法律援助合理衔接。如今在努力实现法学教育目的的同时促进对弱者的法律援助亦成为全球法学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 　　一、传统法学教育功能的偏离 　　2009年法治蓝皮书——《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08年11月，全国共设立法学院系634所，法学本科在校生30万人左右，法律专科在校生达22万多人，在校法学硕士研究生达6万多人。据统计，2007年法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开始列文科毕业生倒数第一，但我国西部地区竟然闹起了“法官荒”。蓝皮书进一步指出，研究人员和法学教师大多终生从事该专业的教学与研究，较少关注法治实践，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上亦脱离实际需求。 　　1.传统法学教育功能偏离职业需求 　　目前，困扰我国法学教育的最大问题是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的严重脱节。法学院更多注重的是对法学家或法学大师的培养，体现在教学方法上注重理论灌输和对知识的强制记忆，不重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法学大师的产生仅仅依靠法学院的教育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必须不断的从实践中汲取养分。 　　当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不能合理衔接，法律技能教育被千呼万唤，当80%的应试人员在2007年国家司法考试中面对阐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内涵一题茫然不知所措时，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法学教育应向何处去。有学者提出：“当下以及未来中国法学教育的整体功能定位就是要培养信仰法治、忠诚于正义的法律人，由他们去守护正义，凭借着他们的智慧与理性、良知与勇气，搭建社会的正义之梯，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登临正义的高地”。[1] 　　如何填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间的鸿沟，美国给出了很好的答案。美国的法学教育通常被认为是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报考法学院的学生要求已获得学士学位，也就是说应具备学习法律知识和技能所必需的社会知识与基础知识。美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之间环环相扣，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像律师一样的思考。美国最初的法学教育是学徒制，学生通过观摩庭审现场或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学习法律，后因面对为数众多的判例法和成文法，学徒制不能满足需要，而被法学院里的案例教学、法律诊所以及学生编辑法学期刊等教育方式所替代。学生必须经过法学院的教育取得“法律专业学位”（J.D.）才能参加某一州或州际律师资格考试，只有通过律师资格的人才能从事法律职业。美国的法学教育采取的是学校和社会互动的模式，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而法院或社会负责训练学生的工作能力。美国法学学生理论素养的形成是实践教学的结果，亦是值得我国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2.传统法学教育功能偏离农村需求 　　因我国长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分立”，法学教育服务功能的发挥亦局限于城市，忽略了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秋菊的困惑”里所呈现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问题，即在“送法下乡”图景中，农民只是法律的“他者”，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被迫应付法律、逃避法律，甚至对抗法律。[2]可较少关注农民能否获知法律知识及法律意识如何产生，能否获取“法律服务”来“接近正义”。因为司法的高成本使穷困的农民对通过司法来“实现正义”常常望而生畏。法律援助制度常因经费紧张和人员短缺而难成气候，2005年全国法律援助案件办案数仅为25.3万件，而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全国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而且现在开展法律援助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县级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开展的十分有限。[3]如上所述，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农村对法律援助需求量最大，而高校法学院的法律援助恰恰最不重视甚至是直接忽略了这些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