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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欺诈的刑事法律应对 　　当前，民事诉讼过程中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诉讼欺诈行为，该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司法活动，还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但现行刑法对诉讼欺诈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给司法机关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带来较大的困难。法学理论界对诉讼欺诈的定义尚未明确，一般认为，诉讼欺诈又称恶意诉讼、诉讼诈骗，是指行为人在民事诉讼中为牟取不正当利益，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使用虚假证据等方法提起虚假的民事诉讼的行为。本文拟对诉讼欺诈的刑法规制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诉讼欺诈的种类和特征 　　司法实践中的诉讼欺诈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无中生有”型，即行为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伪造证据，如借条、还款协议等，并以此作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害人履行“债务”；2、“死灰复燃”型，即行为人以被害人已经履行完毕但没有索回或销毁的债务文书为凭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3、“借题发挥”型，即行为人伪造有关证据，使债权的标的扩大，如篡改借据上的借款金额、伤残鉴定书的伤残等级结论等。 　　分析其共性，可以抽象出诉讼欺诈的一般特征：一是客体的复杂性，诉讼欺诈的目的是侵财，手段为利用司法权，故其侵害的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又影响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二是对象的非同一性，诉讼欺诈的行为对象有两类，直接对象是法院，间接对象为被害人即财产所有人，前者由于受骗作出错误裁判或错误执行，后者迫于司法强制而交付财物；三是手段形式的合法性和实现目的的间接性，诉讼欺诈的典型特征是利用民事诉讼间接占有他人财物，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正是由于诉讼欺诈的这些特征对其定罪处罚带来了难度。 　　二、诉讼欺诈的定性 　　关于诉讼欺诈的定性，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诉讼欺诈可以看作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定罪量刑[1]。理由是诉讼欺诈具有诈骗罪的最突出特征“骗”，行为人的诉讼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物受损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目前较普遍的观点。日本等国的刑法没有直接规定诉讼欺诈罪，但其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均认可诉讼欺诈可成立诈骗罪。[2]我国司法实践上也有以诈骗罪处理诉讼欺诈的案例。[3] 　　但是从犯罪构成上分析，可以发现诉讼欺诈与诈骗罪有明显区别：首先，从侵犯的客体上看，诈骗罪侵犯的是财产所有权这一单一客体，而诉讼欺诈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行为人一旦实施诉讼欺诈，必然影响司法机关的正常审判活动。其次，二者的客观表现差别更大。诉讼欺诈的行为特征与典型诈骗罪并不相符。诉讼欺诈欺骗的对象必然是法院，而诈骗罪的行为人欺骗的是被害人（包括财产所有人、管理人及其他占有人）；诈骗罪的“骗”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不合法的，而诉讼欺诈是用合法的民事诉讼形式掩盖非法占有目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诈骗罪的受害人在行为当时并不知对方的欺骗行为，受害人因认识错误而向行为人交付财物，而诉讼欺诈的受害人明知行为人欺诈，但仍因法院裁判或执行的强制力而被迫向行为人交付财物。诉讼欺诈和诈骗罪的最大区别在于欺骗对象与财产处分者以及被害人是否同一和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是否出于“自愿”。第三，从主体上看，诉讼欺诈发生在民事诉讼中，故其主体是民事诉讼参加人，一般是原告。从主观故意的内容上讲，诉讼欺诈行为人认识到自己不能使受害人自愿交付财物而希望通过欺骗法院利用法院的强制力来达到取得对方财物的目的。这些都与典型诈骗罪有很大区别。 　　观点二：认为诉讼欺诈是特殊的敲诈勒索行为。理由是，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被害人交付财物的原因：前罪缘于心理恐惧而后罪基于认识瑕疵，敲诈勒索的被害人交付财物时的心理状态为被迫而诈骗的被害人是“自愿”的。诉讼欺诈的被害人在诉讼中始终明知行为人欺骗法院意图非法占有其财物，但因法院裁判力和执行力的强制性而被迫交付财物，因而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把诉讼欺诈看成是敲诈勒索罪的一种特殊方式、方法更为恰当[4]。 　　笔者认为，敲诈勒索的特点是采用暴力威胁等精神强制的方法迫使受害人因心理恐惧而交付财物，这种精神强制的手段是非法的。而诉讼欺诈中法院作出裁判和执行是行使司法权的合法行为，且被害人交付财物是因其有遵守法律服从裁判的义务而非受到精神强制导致的心理恐惧。这与敲诈勒索有本质区别，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不能将诉讼欺诈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观点三：主张扩大伪证罪的外延，以比照处罚此行为[5]。该观点认为，诉讼欺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工作，符合妨害司法罪的客观要件。但是伪证罪仅限于刑事诉讼中，而诉讼欺诈一般发生在民事诉讼中，因此不能以伪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故该类观点认为伪证罪不应局限于刑事诉讼，这种局限是“重刑轻民”的陈陋法俗的观念，应当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