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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人格权的兴起与衰落 　　摘 要： 　　现代著作权制度一般将著作权分解为著作人格权与著作财产权，并针对二者设计了不同的制度架构。通过对著作权发展路径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著作人格权的产生与作者的觉醒以及民法上人格权的创设存在密切的关系，而在数字技术日益发展的当代社会，著作人格权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质疑。因此，深入分析著作人格权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历史轨迹，有助于厘清著作人格权的性质，并藉此推断它在未来的走向以及将会对著作权制度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作者；人格； 著作人格权 　　中图分类号：DF5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2.13 　　作为著作权制度的一部分，关于著作人格权的争论从未休止。著作人格权是否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著作人格权项下的子权利应该如何安置？著作人格权与传统民法上的人格权有何差异？这些问题在学者的论述中往往见仁见智，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又必须建立在深刻洞察著作人格权的性质和特征的基础上。法学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学科，“法学中有很多东西如果不借助历史知识根本就无法理解” [1]。因此，只有通过对著作人格权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基础、政治文化的综合考察，才有可能更为清晰地认识著作人格权，并以此为基础谈论制度构建等进一步的问题。 　　一、作者的觉醒：艰难的身份认同 　　现代著作权制度从诞生至今只有短短的几百年，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也只产生了几百年，但是作品的历史却堪与人类文明史一较短长，这不禁使人困惑，在著作权制度诞生之前，创作作品的究竟是谁？现代著作权法假设其制度诉求在于通过赋予作者完整的著作权而实现作品价值并最终鼓励文学艺术领域的创新，可以说，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创作的激励机制。 　　在前著作权法时代，文学艺术作品创作的激励机制往往因为作家不同的社会阶层而有所差别。前著作权法时代基本上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身份社会，而作家之间的身份差别非常悬殊。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帝国即是“一个由按照财富标准划分的两个等级（议员等级和骑士等级）所统治的等级社会”[2]。在不同的阶层中，都有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对他们而言，写作具有不同的旨趣。于贵族而言，“他们的作品是为当时那个讲究奢华、无所事事的社会提供的消遣”[2]29。与之相反，从事写作的平民往往（尽管不是全部）成为门客作家，依附于贵族，在写作过程中只能仰人鼻息，他们努力揣测其保护人或资助人的品位与追求，只为能获得更多的资助和奖掖，并藉此获得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可能。 　　现代著作权法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决定某一作品是否具有商业价值。但是，如果说这个作品具有商业价值，那么，著作权的目的就是让该价值落入著作权人的腰包”[3]。可见，现代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应当有同样的期待。然而，作者对其作品可能产生的商业价值是否有所意识，却受制于其自身能否产生作者的身份认同，即能否认识到自身乃是独立的创作者，是其作品当仁不让的主人。而通过对公元一世纪古罗马社会不同阶层的作家进行的简单分析，我们 　　不难发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根本就没有产生现代著作权法意义上作者观念的内在动力。于贵族而言，他们进行写作的目的本就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其自身本就处于等级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根本不需要作者身份以获得作品上的权利。而对于从事写作的平民，他们严重依附于贵族，在人身上不能独立，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其作品也往往是为了其保护人利益而写的应景之作。 　　在书籍史学家看来，“今天的作家得以从著作的销售中获利，凭借的是版税制度；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通则，实则经历长时间的酝酿。印刷术发明之前，版税根本无由施行”[4]。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作品的传播主要依赖于手抄本，传播范围有限，古罗马作家塞内加就认为“不要送没用的礼物，比如给一个农民送书”[2]16。印刷术诞生之后，印刷商通过学者、语言学家在选稿、校样上的帮助而大量印制古代的经典篇章，借由印刷术的方便快捷，书籍的传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从印刷到销售的利益链条。印刷商获得了颇为可观的经济收益，盗印书的数量也随之激增。于是，印刷商一面向当局申请为期数年的独占许可，意图打击盗印，一面开始寻访可供刊印的新作品。而作家察觉自家之言可以透过印刷机而发挥影响力，便把自己的作品推荐给书商。可以说，正是技术的威力使得作家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通过作品的传播而获得经济利益。虽然在16世纪之后，依旧有许多作家宁可诉诸传统路线，仰赖贵族富商的赞助，也不愿接纳新的谋生渠道 [4]154，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刷术的魅力极大地提升了作品传播的范围与速度，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开始通过自己作品的印刷与传播获得收益，他们正在竭力加入这个欣欣向荣的利益链条。或许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许多作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