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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瑞典与美国三国听障教育手语政策比较 　　摘要 本研究着重对比分析了中国、瑞典与美国三个国家听障教育中的手语政策，特别对三个国家在手语语言地位和手语习得方面的战略规划展开剖析。瑞典手语政策强调手语与本国语并重的双语教育做法，美国手语政策则强调把手语同化到有声世界；在政策的具体实施和多语言使用方面，瑞典与美国的手语政策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与瑞典和美国相比，中国的手语政策存在不少短板与问题，特别是在手语语言地位规划、手语习得规划、语言建设策略以及具体推广措施方面，亟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关键词 听障教育 手语政策 语言规划 地位规划 习得规划 　　分类号 G769 　　中国是世界上听障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手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手语语言。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手语语言的相关概念、语言地位、语言政策、语言建设策略、语言习得研究及规划等方面的发展都明显滞后。就目前而言，瑞典与美国是世界范围内在手语语言建设方面颇具特色的两个国家，中国与瑞、美两国相比，在手语语言地位及手语习得方面的战略政策规划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1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由语言学家威因里希（Ureil Weinrieh）首先提出。1959年，豪根（E.Haugen）将其引入学术界并从规范语言学的意义上进行定义。所谓语言规划，是指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问题而对语言与文字所进行的干预与管理。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其性质、内涵等进行了广泛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语言规划主要由地位规划（status plarming）和本体规划（corpus planning）、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rming）构成。地位规划是指语言规划时为语言文字确定应有的、合适的地位，即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协调各种语言关系。这种规划通常要借助于政治、立法、行政力量来进行，否则难以完成。其主要内容有：配合政府制定语言政策，选择、确定标准语、共同语或者官方方言，创造、改革文字，协调语言关系等。语言本体规划则是通过语言政策和法规来增强语言的所指能力，完善其系统的精密度和提高其现代化程度。为了强调语言规划中语言使用者的重要性，库珀（R.L.Cooper）予1989年提出了“习得规划”这一概念。习得规划关注语言使用者通过持续的语言学习以及（或者）其他语言的学习在语言技能发展过程中的收获或困惑。严格意义上，习得规划并不仅局限于学校，语言习得与发展的动机和机会同样可以在课堂以外的地方获得。但学校通常是制度化的教育场所，人力与物质资源的分配、语言习得的规划都可由国家教育政策调控。所谓语言政策，是指政府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和措施，体现了国家或社会团体对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语言规划必须与语言政策的评估紧密联系：语言规划为语言政策提供理性与有效性的标准，语言政策验证语言规划的思想与理论模式。 　　教育语言规划（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作为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组成之一，是国家在教育领域的语言规划，它综合考量的是“某一地区的语言种类以及各类语言的使用目的”。同样，教育语言规划中也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维度：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习得规划（acquisition planning）。教育语言地位规划主要包括教学媒介语的选定，以及其他语言（additional languages）科目的设置。地位规划与习得规划是教育语言规划中错综复杂的两大因素。语言的社会功能（地位）与语言使用者及其语言能力的发展（习得）之间是无法分割的。在听障教育方面，语言地位规划强调的是语言学习的内容，而习得规划则关乎语言学习的方式。就手语地位规划而言，教育语言规划涉及课堂教学的媒介语言和目标语言（手语与口语），以及学生参加社会工作所需要的其他语言；习得规划则涉及语言教育的实施和学校的发展，包括针对听障学生的语言教材、教学支持、教学过程中手语的使用方式等。 　　2 瑞、美、中三国相关的教育条例与政策 　　针对听障教育，中国、瑞典、美国分别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法令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教育法令与政策折射出中瑞美三国对手语的语言地位与习得方面的不同规划。因此，要洞察三国的手语语言规划和习得规划，首先就必须从了解它们在听障教育方面的主要法令与政策开始。 　　在瑞典，《特殊学校条例》（the Ordinance for specialSchools）、《教育法案》（the Education Act）、《特殊学校全国教学大纲》（the National Synabi for Special Schools）是听障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