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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收养儿童依恋关系的重建 　　〔摘要〕近年来见诸媒体的灾难不断，灾后收养儿童成为心理学界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重建问题。本文阐述了依恋关系的理论以及研究现状，分析了西方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研究成果，以期对灾后收养儿童的依恋关系重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依恋；收养儿童；灾后重建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16-0008-04 　　近年来，灾难时有发生。这些重大灾难事件的突发性和破坏性不仅短期内会给灾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创伤，使之出现急性应激反应，而且往往持续数月或数年，甚至终生，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适应障碍[1]，尤其是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完整家庭”和“完整躯体”的儿童[2]。对唐山地震孤儿30年后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孤儿心理健康水平低于非孤儿[3]。这表明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生理上的伤痛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而丧亲这种心理上的创痛却不可弥补。因此帮助丧亲儿童面对以后的人生是很重要的课题。 　　据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透露，汶川地震一共留下了650名孤儿，实际被收养的只有12例，另外630多名孤儿由民政管理的儿童福利机构来管理。从长远来看，对灾后丧亲儿童的安置工作是一大难题，目前的主要安置方式包括福利机构、家庭寄养以及家庭收养。国内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寄养模式优于福利机构模式[4]，而且国外研究表明被收养的儿童比在福利机构长大的儿童表现出更少的紊乱型依恋（Vorria et al，2003）[5]。据此可以推测，收养模式可以帮助儿童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并且对儿童将来的社会适应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收养是一种更有效的干预方式（Juffer Van IJzendoorn，2006）[6]。 　　灾后收养儿童具有双重身份同时也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他们是灾后儿童，面临的困境是“灾难事实”，可能会出现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7]；另一方面， 　　他们是被收养儿童，面临的困境是“收养事实”，收养暗示着分离、丧失、中断以及与新的父母之间依恋关系的重建（Bowlby，1982）。[9]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收养儿童与收养家庭之间的依恋关系存在其特殊性，此外，收养还意味着风险（被安置前的缺失）以及保护（来自福利机构以及候选养父母的照顾）[9]。在灾难突发的最初一段时间内，儿童被安置在各种福利收容机构，因为客观原因，常常要面临安置点的变更，这种变更对儿童的依恋关系重建也是有影响的。本文从依恋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灾后收养儿童的心理重建。 　　一、依恋理论的相关研究 　　（一）依恋的定义 　　依恋最早由英国精神病学家鲍尔比（Bowlby，1968）提出，他把依恋定义为“一种个体与具有特殊意义的他人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的倾向，它能为个体提供安全和安慰，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与纽带”。这种倾向虽是先天的和普遍的，但是表现在依恋的质量上仍然存在个体差异。根据儿童在面对压力情境下采取的依恋策略，可以把儿童分为安全依恋型、不安全依恋型和依恋紊乱型。安全依恋型儿童在感到不适时更愿意寻求依恋对象的帮助，而且更容易被安抚；而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则会表现出抗拒和回避（Ainsworth et al，1978）[10]；依恋紊乱型是被认为最不安全的一种依恋，因为这类儿童在面对压力情境时表现出了前后的不一致性（Main Hesse，1990）[11]。 　　（二）依恋和母婴互动 　　心理学家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根据对儿童在陌生实验室情境中对母亲依恋行为的观察，把儿童划分为A、B、C三种类型（焦虑—回避型不安全依恋、安全型依恋、焦虑—反抗型依恋）和八种依恋亚型。 　　依恋理论有三个假设，它们是依恋理论的核心，包括敏感度假设、能力假设和安全基地假设（Rothbaum Weisz et al，2000）[12]。敏感度假设是基于母亲对婴儿信号的反应能力；能力假设强调安全依恋的儿童将来的社会功能和情绪调节能力优于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安全基地假设深深植根于鲍尔比和玛丽·安斯沃斯认为儿童把他们的母亲当作探索外部环境的并且在害怕和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可以寻求安慰的基地。 　　二、收养儿童的依恋研究 　　收养在依恋建立方面面临明显的挑战，是因为它加入了特殊的情境，例如婴儿与血亲父母依恋纽带的断裂，以及与收养母亲依恋纽带的重建（Portello，1993）[13]。 　　一项跨国收养的研究表明（Marcovitch et al，1997）[14]，收养前的经历对依恋关系影响也很重大，仅仅只是收养不一定必然导致儿童与收养家庭之间依恋关系的阻碍。 　　一项关于收养家庭依恋关系的元分析显示，收养年龄小于一岁的儿童与抚养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