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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学治理：传统与变革 　　作者简介：孙伦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巴特尔，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学博士。（天津/300071） 　　摘要：加拿大高等教育历史始于1635年，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其大学治理模式日益成熟。尤其经过20世纪初和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改革，其治理模式中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董事会与评议会的关系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织的权责已日渐清晰。但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加快，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对加拿大大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新形势下，加拿大大学需要进一步梳理大学内外部治理的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协调大学诸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关系。 　　关键词：加拿大；大学治理；治理结构 　　治理（Governance）是近些年来公共管理文献中出现十分频繁、较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作为公共管理的分支领域，大学治理也受到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前所未有的关注、争论和研究。在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形下，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协调大学内外部的关系以及诸多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已经成为大学管理者需要慎重思考的重大问题。加拿大高等教育肇始于1635年借鉴巴黎大学而创建的魁北克神学院，经过接近400年的改良和发展，其大学治理的模式已日臻完善。文章试图对加拿大大学治理模式的历史变革、构成要素以及面临的挑战作一梳理，以期对大学治理有更加透彻和深入的理解。 　　一、加拿大大学治理的历史变革 　　（一）政府与大学的边界治理 　　从法律上来说，加拿大大学是受各省政府宪章制约的、自治的非营利性组织。每个省政府都有相应的法规为大学的组织架构及其运行设计一个框架，大学在这个框架内享有其他私法人（PrivateCorporations）一样的权力，包括自主设置课程、制定教学计划、实行教师聘用等事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治理过程中政府和大学两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这种清晰的权力边界，是在大学治理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 　　直到20世纪初，加拿大每个大学对自己的治理模式都还各执一词，杂乱无章。这给政府插手大学决策和管理提供了空间，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为了给两者划定清晰的权力边界，安大略省政府在1906年成立了费拉菲尔委员会，对以多伦多大学为代表的加拿大大学章程进行严格的审议。由于受到英美高等教育的影响，该委员会坚持把加拿大大学治理模式纳入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体系，认为大学决策应该独立于公共政治，大学内部应该实行高度自治。因此，该委员会倡导将政府管理大学的权力委派给一个由政府指定人士组成的董事会。[1]该董事会成员一半来自校外，另一半则通过校内选举产生，对大学所有的行政事务负责，包括校长遴选、财政问题等等。为了保障学术自治，委员会主张效仿英国大学设立学术评议会，作为由资深教授组成的与董事会平行的治理组织，来保障大学的学术发展。[2]这种“两院制”的治理结构很快就被写入《多伦多大学草案》，并获得了安大略省政府的批准。1906年，《多伦多大学章程》（UniversityofTorontoAct1906）正式出台，成为厘定政府和大学权力边界的纲领性文件。 　　《多伦多大学章程》对大学治理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做了如下表述：其一，省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只享有指派董事会成员的权力，而不是对大学的直接控制。此外，政府对大学的财政资助不能因为这种权力结构的变更而削减。其二，董事会对大学治理的诸多事宜有生杀大权，其权力范围涵盖了财政补助、校长任命、章程制定等领域，是大学治理过程中的轴心机构。其三，学术评议会负责设置专业、开设课程以及组织考试等学术事宜，还享有向董事会呈递相关建议的权力，但是学术评议会的大部分决策都需要通过董事会的批准。[3]由此可以看出，董事会是协调加拿大大学治理过程中政府与大学自身权力的关键机构。大学章程通过对各自职责的规定，完成了两者权力的边界划分和力量平衡。正是这种较为平衡的权力结构，使得《多伦多大学章程》成为加拿大大学治理的标杆性模式，受到其他大学争相效仿。 　　（二）大学内部权力边界治理 　　如果说作为加拿大大学主导治理模式的两院制，是通过委托治理权力给校外人士组成的董事会来划清大学和政府权力的尝试，那么，20世纪60年代针对两院制的治理改良，则注重大学内部权力的边界治理。这源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董事会成员大多由商人组成，教师和学生认为董事会因此被商人和企业利益主导，脱离了学术精神，而自己的利益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合理的考虑；其二，治理结构的决策过程透明度较低，治理会议很少对公众开放，教师和学生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因此，对增加治理透明度以及师生参与度的呼声响彻全国。 　　为了给治理改革提供参考数据，1966年，加拿大大学联合会和加拿大大学教师联合会一起成立了达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