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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相关因素分析 一、生物因素和生育制度——中间变量分析 生物因素和生育制度是影响生育率的最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没有两性的结合就不可能有人类的受孕和分娩，生物因素是影响生育率的最直接变量，任何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对生育率的影响都要通过生物因素而起作用。从生物的角度看，影响生育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性交、怀孕与分娩；但这三方面的实现都要在生育制度下完成。 1956年，戴维斯和布莱克以《分析框架：社会结构与生育率》为题，分析了社会结构和影响生育率的生物因素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性交、怀孕与分娩这三个结构是直接决定生育率的生物因素，存在着11个影响性交、怀孕和分娩的社会性变量，可称为影响生育率的中间变量。影响性交的中间变量有6个，它们是进入性交的年龄、永久独身的比率、婚姻间隔、自愿节育、非自愿节育和性交频率；影响受孕的中间变量有3个，它们是非自愿原因导致的无生育能力（不孕症）、避孕和绝育；影响分娩的因素有2个，它们是非自愿原因造成的终止妊娠（自然流产）和自愿的终止妊娠。11个中间变量是影响生育增加或减少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变量起着不同的作用。 1978年，邦加兹提出了一种可模型化的生育率分析框架，被称为邦加兹模型。他认为上述11个变量中有4个中间变量是最有意义的，它们是已婚妇女比、避孕、人工流产和产后不育期，每个变量的取值越高，生育率就越低；这些变量直接作用于人类的生育力。 二、生育规范 生物因素经由制度因素而实现现实的生育率，在生育制度中，生育规范的重要性表现为它规定了两性怎样的结合才能生育子女和养育子女，即规定了生育的合法性问题。 生育规范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是不断变化的。最早的生育规范是有关生育行为的习俗和禁忌。禁忌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它属于风俗习惯一类低级的社会控制形式。在现代社会，生育规范更多的是通过法律实现，《婚姻法》是普遍的社会法则。 三、生育的物质设备与技术 生育的物质文化设备是指社会为生育行为提供的物质条件，包括生育时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各种避孕药具的普及与安全有效的程度。现代社会，人类生育知识的增长和随着知识增长具有的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已可以有效地控制生育，避孕和人工流产成为当代生于制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人工流产的广泛合法化是生育率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人工流产的广泛存在也意味着避孕技术需要改善。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教授冯·德·卡总结了人类在生育研究方面所取得各种进展，强调避孕工具的使用对生育率下降的决定性影响。他认为：（1）即使在自然生育率的条件下，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超过15.2，即使在自然生育率的条件下，生育率总是受到妇女在婚时间（两性结合的时间）和哺乳期不孕两个因素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可对总和生育率低于生育力水平有50%的解释力。（2）总和生育率和总和自然婚内生育率的差别是由于哺乳期不孕的影响，它与非避孕指数呈正相关。（3）通过避孕或流产控制生育的效果具有年龄分化的特点，生育率下降首先反映为高龄妇女生育率的下降。（4）现代避孕工具和方法的使用对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产生有意义的影响。（5）在广泛使用避孕工具的现代化社会，生育率的变化表现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哺乳期不孕和婚后节欲对生育率影响力的下降，这一阶段的生育率是增长的；第二个阶段是普及避孕知识和方法，它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四、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包括三方面：一是人们的生育目的，即为什么要生育子女；二是生育数量的看法，即生育几个子女为理想子女数；三是关于子女性别的看法，即希望生育什么性别的子女。生育意愿直接支配人们的生育行为。宏观上，生育意愿反映了社会的生育文化；微观上，生育意愿体现着个体行动者的理性选择。生育意愿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变化方向受到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 人类的生育意愿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传统农业社会相关的“多子多孙多福”的观念；另一类是与现代工业社会相关的“注重自我发展”的生育观念。他们代表着不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下的生育价值取向，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生育意愿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传统生育意愿的特点是：（1）倾向生的越多越好；（2）男性偏好；（3）重视数量，轻视质量。现代社会的生育意愿主要表现为：（1）倾向少生；（2）没有性别偏好；（3）重视子女质量。这种生育观念与传统社会具有本质差别。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最基本核心是家庭，因此种的延续格外重要；在现代社会中，社会运作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体行动者，因此以个人为本位的自我发展变得格外重要，这种自我发展既包括了父母一代的全面发展，也包括了子女一带的全面发展。正是生育观念的变化成为生育率下降的最根本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生育观念必然逐渐取代传统的生育观念。 五、经济因素 作为重要人口过程的生育过程不是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