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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SEE：一场没有终点的试验 10月7日，沙漠车带着参与者前往位于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公益治沙示范基地进行参观。 　　“阿拉善现在已经成为环保者的圣地！生态环保的地标！”10月6 日下午，贺兰山西麓，北京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迎着山风，即兴念起了重返贺兰山路上写的诗：“我们为什么这样有激情、这样找苦吃、这样去穿越？不就为让子孙后代呼吸甜的空气、让大地碧水蓝天！” 　　2003年，正是这位感性的企业家在月亮湖沙漠里的激情一跪，“想着人类应该洗刷心灵”，才有了今天的阿拉善SEE。2004年情人节，在政商两界人脉雄厚的他带着一群企业家们“集体情感出轨”，开始策划成立一个环保组织，他前后打了100多个电话，赶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那天，把60多名民企、国企、海归和来自台湾的企业家拉到腾格里达来沙漠月亮湖，发起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中国一群“最会赚钱”又想担起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们就此开始了一场中国式的生态治理试验。他们计划每位会员每年出资10万元，持续10年，在这里治理沙尘暴。 　　刘晓光、王石、韩家寰、任志强、冯仑……商界大佬们给阿拉善SEE点燃了名人大佬的火焰，它如今已经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最规范的环保NGO，没有之一。这种规范甚至体现在它名称的变更为“阿拉善SEE公益机构”，机构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SEE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组成。 　　在过去的10年里，阿拉善SEE无论是在内部管理机制的形成，还是外部对环保项目的投入执行，都如同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它从出生开始就含着金钥匙，但光环下面“痛苦”而琐碎的成长过程，却不为大众所知。 进入角色的企业家们 　　10月6日，国庆长假的尾巴，除了第二任会长王石在国外无法抽身，阿拉善SEE五任会长中的四位都来到了贺兰山。 　　阿拉善SEE将招募到的400人组成100支队伍从银川出发，沿着百年前骆驼队和马队行走的商道，徒步近20公里，穿越贺兰山，跨过宁蒙边界，最终到达阿拉善左旗，为环保公益项目筹款。 　　上任会长冯仑决定身体力行，亲自组队参加穿越，现任会长任志强则事先将自己随行车辆的三个座位在微博上拍卖，座位最终被两位80后和一位90后的年轻人以10万、9万、7万的价格拿下，钱则全部作为善款，用于支持荒漠化防治、工业污染防治、三江源保护等项目的一线保护工作。 　　阿拉善SEE是任志强现在付出个人精力最多的两件事情之一，他作为在阿拉善SEE里参与选举次数最多、落选次数最多的人，做过监事长、章程委员会主席，直到2013年底，才第一次尝到了做会长的滋味。 　　阿拉善SEE的选举制度萌芽始于它10年前在沙漠成立的那一刻，当晚的第一次理事大会上，当刘晓光拿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了一份他拟定的执行理事和监事的名单时，冯仑带头，全场起哄式反对：“这里又不是首创，你怎么又搞国企那套东西？” 　　根据刘晓光曾经的部下、阿拉善SEE第三任秘书长聂晓华回忆：“接下来是奋斗起家的大陆民营企业家讲平等参与，在蓝绿选战中锻炼出来的台湾企业家谈民主选举的程序，习惯于海外自由空气的海归们讲规则应该如何制定，而拥有雄厚资源的国企老板们则谈做事的大原则。” 　　一片混乱中大家彻底推翻了这份名单，重新推举候选人。刘晓光面对失控的局面曾解嘲说：中国最坏的猴子今晚都在这里集中了。所幸第二天的选举进行得十分顺利，他全票当选SEE首任会长。此后他逢人便说：我是民选会长，是合法的。 　　一直到现在，很多元老级会员还都对当时“小学生选班长”式的选举记忆犹新。阿拉善SEE形成了自己的组织结构：理事大会相当于股东大会，执行理事会相当于董事会，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是平权的二元结构，监事长和会长的权力分别由监事会和执行理事会赋予。此外，财务总监每三个月向会长和监事长报告财务状况。在这样一个类似公司的组织结构里，每位当选的企业家只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差额选举和平权组织结构是阿拉善SEE的两大制度基石，它就像一所学校，让企业家们学习如何以民主平等的方式介入公共事务。 　　第一届理事会有15位执行理事，个个都是中国企业界的名人，平时都很忙，凑到一起开理事会成了很大的问题。有时好不容易凑够人数开会了，席间又有退席者。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二、第三届执行理事兼项目委员会主席杨利川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没有真诚的公共生活，一帮优秀的人在一起也会变成愚蠢的团体。” 　　一语惊醒梦中人，2006年，冯仑在理事大会上发言说：“一般的协会，第一年开完会就成会长的事了，第二年就开始散伙，第三年会长自娱自乐，然后出去找点钱花，普遍是这样。我们需要在组织创新上找到更好的办法，如果不创新，就成了人情、短期的面子和冲动。” 　　于是企业家们开始认真了起来。2007年的第四届理事大会上，协会章程的“修宪”工作正式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