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 用文学回应想象力匮乏的世界.docVIP

董启章 用文学回应想象力匮乏的世界 　　当董启章产生要写一本《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小说的念头时，他想起了阿爷遗物里的两块白灰质贝壳化石，一支灯泡模样的真空二极管，还有那本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的《天工开物》。他相信自己与这本奇书的缘分并不是偶然，因为这是阿爷保留下来的惟一一本书。只是小说还没动笔，书已经找不到了。 　　一年后，董启章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书后，他也阐述了自己对这本中国古代科学著作的理解：“所谓‘天工’和‘开物’之间其实不仅互相协调补足，还存在着一种延伸性的关系。自然和人也能以工巧创造神奇的说法，却更有利地展现了一种生机勃勃的世界观。这是《天工开物》至为迷人的想象模式。” 　　他以此发现了《天工开物》和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之间的潜在关系。“我需要的是比魔术更有透彻力和更具深层意义的借鉴模式，才能把粗糙的戏法变成神奇的力量，把形式和技法变成对真实生活产生反馈作用的操作。这种东西，我在文字工场的想象模式里找到了。” 　　一个关于“自然史三部曲”的构想也渐渐在他脑子里形成，这就有了后来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源始?贝贝重生》。这些宏大标题下面，始终都有香港这座城市。经验来自这里，想象也从这里生发。因为作品富于幻想和哲思特质，董启章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前辈西西成为同一类作家，他们从大量阅读中汲取养分，但香港又是他们作品里无处不在的故乡。 　　董启章生于1960年代，他的文学之路没有太多波折，也不像同时代内地作家那样备受关注。他念男校，接着在香港大学念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真正开始接触文学。读硕士后，他在报纸上频繁发表小说，也拿过香港和台湾不少文学奖项。从文学青年到职业作家，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他渐渐走上了一条对香港这座城市来说略为尴尬的路。“奇迹是，在如此恶劣的写作条件下，香港文学还是出现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作家，还是有人能像违反地心引力一样，在文学的世界里腾空和飞升。”董启章在《给后代一个有文学的未来》里写道。 　　作为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参加了各种活动。他穿西装，戴一顶黑色礼帽，安静、拘谨里显出几分绅士，“我把读者当成能够跟我谈话的人。”与之前4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相比，这位目前为止最年轻的年度作家还要继续他的另一个使命，借着自己的影响不遗余力地向政府倡议建立香港文学馆。 城市中人为的自然里，有乡土的感觉 　　人物周刊：作为香港作家，香港本土经验里面哪部分对你比较重要？ 　　董启章：我觉得所谓香港本土经验里有趣的部分是――其实没有乡土，但我们把这个城市当为我们的“乡”，所以是“城市乡土”这种感觉。不单单我，从前作家也会有这种感觉，你看西西写《我城》的时候，就像人家写乡土文学，把香港作为自己的家乡去写。我们在这里成长，这个经验都是城市的经验。城市里面再小一点就是社区，有街道、楼房，也有生活里面物件的关系，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是人为的东西。我们用的东西，都是人做出来的。街道、城市，都是人为的。如果香港有这种本土感觉的话，人跟这些人为的东西是很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一种人为的自然。在这种人为的自然里面有这种乡土的感觉。 　　人物周刊：那是不是意味着跟现代的、摩登的生活更贴近？ 　　董启章：那应该是现代初期，不是现代后期。现代初期就是虽然很多东西也是人发明和制造出来的，但人跟这些东西还是保持着比较长时间的、亲密的关系。以前我们用的东西不会这么快丢掉，也不会这么快坏掉，会跟在我们身边很长一段时间。人跟物件的关系比较近，跟机器的关系都可以很近。现在我们的想象里面会觉得机器是非人化的，但早期的机器还没有到非人化的状态，像我爸爸做机械工作，他对他的机器是非常有感情的。 　　现代后期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有点变化了，像我们用手机、电子产品――应该说“电子化”以后，人跟物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电子化”以前，纵使是机器也会给我们非常深的联系，但“电子化”之后，有些东西没有实体了，或者实体很快就要换，换成新的，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出来。人跟物件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人物周刊：你的小说里面提到少年时代出现的东西，比如说卡带、收音机等等，好像你对物件都有很深的感情。 　　董启章：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会跟很多物件的关系比较密，会长时间用某一些东西，记忆非常深，跟我这段时间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们）好像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东西，而是我生活记忆里的一部分。不过我又不是把很多东西都收藏起来、很多物件就在身边的那种人，不是狭义的收藏。 　　另外，对物件的名字，我应该是比较敏感，可能这个就是物件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书是一本辞典，有图解的，中英对照。为什么对这个辞典这么着迷？不单是词语本身，而是词语分类，里面的架构――这个城市地图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场景、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