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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幻想性口头散文作品， 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文学的先河。神话产生的基础是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人们为争取生存、提高生产能力而产生的认识自然、支配自然的积极要求。 赋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比兴，或者起兴后再用赋。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 比 比就是类比(赋比兴中比的意思是类比，不同于网络上流传的比喻，其中类比与比喻的详细差别请另行查询，这里不作赘述）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体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类比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诗经》中比的运用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 “互见法”，本指司马迁所创作的一种述史方法。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在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靳德俊先生总结为：“一事所系数人，一人有关数事，若为详载，则繁复不堪，详此略彼，详彼略此，则互文相足尚焉。”（《史记释例》）对于塑造人物形象来说，互见法其实起到了典型化的作用。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可先生认为，互见法“最基本的形式是本传着意刻画人物形象，集中描写和叙述矛盾最尖锐、斗争最激烈的时间，突出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而将人物的侧面载于他传”。这样，司马迁必须更加讲究选材，筛选出传主最有典型意义的事迹写成本传，而将其他枝蔓和有损人物形象的材料放于他传之中，既突出了人物的典型形象，又不失历史的真实。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时期大规模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后来乐府成为了一种诗歌体裁(1976年在秦始皇陵区出土了一件钮钟，上书错金铭文：“乐府”，2000年在西安秦遗址出土“乐府承印”封泥一枚，进一步肯定了这一史实，而非始于汉武帝时期。） 乐府是汉代封建王朝建立的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乐府最初始于秦代，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主要掌管音乐，并监管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乐，便于在朝廷宴饮或祭祀时演唱。 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到了唐代，这些诗歌的乐谱虽然早已失传，但这种形式却相沿下来，成为一种没有严格格律、近于五七言古体诗的诗歌体裁。 唐代诗人作乐府诗，有沿用乐府旧题以写时事，以抒发自己情感的，如《塞上曲》《关山月》等，也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自制新题以反映现实生活 宋代时，郭茂倩将所有乐府诗歌汇集到一起，编成《乐府诗集》。 汉代散体赋的特点：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韵散结合，以体物为主，一般直书其事，铺采摛文，排比铺陈，多以问答体形式展开描写，辞藻富丽，篇幅庞大。主要由诸子问答体、战国纵横游说之文和楚辞演化而来。不足：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有较多的局限性。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