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探究——兼述我国《保险法》第37条的修改与完善.pdfVIP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探究 过它的偿付能力的支付压力，必然危及它的偿付能力。而此时若按照原来的合同履 行，显然对保险人产生极其不利的显失公平的后果，实质上也有害于由其他投保人组 成的危险共同团体。② 由此可见，危险增加可能会使保险合同的基础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依照民法上“情 势变更原则”的真谛，为恢复当事人双方的对价平衡关系，《保险法》对双方的合同权利 义务关系重新进行调整。由于保险人作为风险的承担者，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每一个保 险标的的具体情况，因此，“保险人无论于缔约时或定约后关于危险的掌握及控制于事 实上几乎立于无能之地位”。③相反，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想把风险转嫁出去，对保险标 的的危险状况最为清楚。所以，保险法课以相对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以使保险人 有机会对危险增加的事实重新作出正确估量，决定是否继续承保或以何种条件继续承 保，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风险。 (二)我国《保险法》第37条的规定与缺陷 正是基于上述法理，我国现行《保险法》第37条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用两款加以 规定：第l款：在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增加的，被保险人按照合同约 定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第2款：被保险人 未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 赔偿责任。 但该条款简单有余而涵盖性不足。①对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主体、履行客 体、履行时间等问题，该条的规定过于笼统，在实务中缺乏可执行性。②危险增加有时 可归责于当事人，有时则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对危险增加不加以区分而一概赋予保险 人选择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对保险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保方实属不公 平，有惩罚“老实人”的嫌疑，而且还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试想一下，如果保险事故的发 生是由危险增加所致，被保险人不履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而保险人又自始至终不知 道该情况，保险人仍会按原定的合同进行赔偿；而如果被保险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则很 可能面临保险人解除合同这一毁灭性后果的选择。所以在现实中，被保险人大多抱着 “侥幸”心理，没有告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对上述问题，有探讨之必要，以在法 律运行中知晓其意义，确定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责任，祛除对当事人 造成的不公及由此而致的纠纷。 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的履行 (一)履行主体 在我国《保险法》中，只有被保险人负有通知义务。但一些国家立法例所规定的义 ②覃有土、樊启荣：《保险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③参见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40页。 643 中国商法年刊(2007) 务主体除被保险人外还有投保人。因为投保人是与保险人订立合同并缴纳保险费的 当事人，其负有履行保险合同的义务。对于危险增加，投保人具有先知性和直接性。 增加投保人为履行主体，有助于保险人及时重估风险，恢复合同的对价平衡。因此我 国《保险法》中应增加投保人为通知义务人。 (二)履行客体——危险增加的涵义与构成要件 危险增加的构成要件，决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否应当履行通知义务。通说认 为，所谓危险增加，是指合同成立期间未曾估计到的显著的未间断的危险状况的增加。 其构成要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重要性。轻微的危险增加，对保险人履行义务并没有实际的影响。如果此时 仍要求投保方履行通知义务，容易造成保险人逃避责任。因此，“危险状况之改变必须 对保险人有重要性的影响始足当之。而依学理，于判断其是否具有重要性时，须依一 般观点或依特定保险各类之性质，假设于危险增加之情况下，任一保险人皆会要求提 高保险费或不愿受原保险契约之约束为之。”④这里的重要性，也称显著性，可以参照 “重大事项”的标准进行区分，即这里的危险是指对保险人继续承保或者提高保费有重 要影响的危险。 (2)持续性。持续性是相对于时间上的“瞬间性”而言。如果危险是瞬间增加瞬 间即逝，此时对价平衡并没有受到破坏，投保方无需履行通知义务；如果危险在某个时 间段内变动，原危险状况因某种特定原因变换成另一种新状况，此时对价平衡受到了 破坏，投保方需要履行通知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