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干部问题的思考.docVIP

对干部问题的思考同志们：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这个讲台上谈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对干部问题的思考。干部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在座各位非常关心的问题，借这个机会，我想用历史的眼光和哲学的基本观点来探讨干部问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迪与帮助。 一、干部的成长是怎样形成的 有人说每个人的水平能力都差不多，关键是每个人的机遇不同；也有人说干部成长关键是个人努力；还有人说干部成长关键是领导看不看重你、器不器重你，否则再努力也没有用。古往今来，圣贤们对人才的辈出、发现、培养有很多著名论述。如韩愈在《马说》中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策之不能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韩愈从这个角度，讲千里马不被认识，感慨奇才异能之士被埋没，指出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人太少，把一个人才的发现成长归列于他人。而北宋苏轼在《贾谊论》中指出：“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自取也”。这是讲一个志存高远、抱负远大的人，就必须有所等待，要成就伟业，就必须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思想、才干，而不能施展，其主要原因都不能完全归于当时君主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也就是说，贾谊政治上的不得志，不是汉文帝刘恒的不能用人，不是大臣们的忌才排挤，而是贾谊“不能自用其才”、“不善处穷”，不善于在危难的环境中面对困难和问题所造成的。这两个例子，都说明人才的发现培养使用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凡是成就事业的人无不是具备一定素养的人，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世上也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因果关系。 李瑞环同志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人问我，由一个普通木匠、一个工人，这样一步步走到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这其中一定有一些奥妙。如果有诀窍，诀窍有两条，一条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政治背景，第二条就是坚持学习哲学，把哲学的观点运用到实践，活学活用。在“文革”期间，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学习积极分子，经常在批斗会上东一句西一句地考他，李瑞环同志能把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每一条都背出出处，每一条都能知道背景，可见他学习是多么用功，多么入脑入心。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尽管干部成长的因素是复杂的，但也同样遵循这个基本原理。 二、干部成长的外部条件 一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时代造就不同的人才，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讲的时势造英雄。干部的成长更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影响干部成长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但其外部条件不外乎三条，即历史因素、时局因素、政体因素。 （一）历史因素 中国历史上自夏禹的儿子继承了王位，就结束了禅让制，开始了王位继承制。在夏商周时代都大封同姓和异姓诸侯，这种封建贵族政治都是基于宗法和血缘关系，通过层层分封，权力分散在各级贵族手中，并世袭享有这种特权，高级官吏都是世卿世禄，世代相传。在这个时期，主流官吏、高级官吏的产生，都属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当历史发展到秦朝，从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结束分封制时，就开始影响到了官吏形成的格局，逐步由官吏世袭转变为多种渠道选拔官吏，从此封建社会选拔官吏就有了很大不同。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官吏的选拔任用、培养、考察，而且在历朝历代，官吏官僚是一个特权阶层。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介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士的出路就是做官，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学而优则仕。历史是有传承的，有些东西不能孤立看待，这就是时至今日，官本位思想还如此浓厚的文化根基。历史发展到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对官吏选拔、任用、考察都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制度和程序。唐朝获得做官资格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门荫，当朝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可根据父辈们官位的高低，获得不同的品阶官职，但这不是主流。二是科举，唐朝称贡举，到唐宋时期，科举成为中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在一定时期有一定积极的意义，保证了一个长存不衰，而成员又是不断变动，上下交流的士大夫阶层，这就为各级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官僚来源。这些新选拔起来的官吏没有家庭背景，都有相当文化素养，在为官的相当时期，都具有一定进取精神。科举成为培养人才、选拔官吏、组织政权的强大杠杆，也为广大士大夫提供实践社会管理社会的历史背景条件。不同的历史时代，对官吏的要求标准是不同的。比如在唐代，就特别重视强调官吏要有州县工作的经历，也就是我们当今说的基层工作经验，尤其是在唐玄宗时明确提出凡是在京城做高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