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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转型背景下珠三角村庄规划的实施结构1 黎斌 魏立华 摘要：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村庄规划，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呈现为不同的面貌， 在深刻卷入城市化作用的珠江三角洲城乡一体化地区，其经济结构、管治方式、空间形态、社会组织正 面临全方位的转型与重构，而其村庄规划实质上成为政府引导村庄发生多重转型的工具，也是这一转型 过程中各利益主体谈判的平台。本文借助“实施结构”概念，通过分析政府、村集体、设计师在村庄规 划中的角色与行为结构，认为当前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地区的村庄规划有其合理与具有实施可能性的一 面，也有其内在的设计缺陷，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以更好地引导本区域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村庄规划 城乡一体化地区 多重转型 实施结构 1 对象限定与基本概念 1.1 村庄规划与新农村建设 村庄规划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是 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时代背景之下、应对城乡差别拉大等的现实问题的产物，是在 对“三农问题”长期关注背景下的宏观层面的发展决策，其指导方针可以总结为“生产发 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 20 个字[2]。村庄规划作为城市规划 体系向农村延伸的产物，应该在物质空间形态规划的基础上引导农村经济、生活、管理等 方面的转变与发展。 1.2 城乡一体化地区 因为广大农村地域的辽阔性与多样性，新农村建设引导下的村庄规划也具有多种模 式,这一模式实质就是农村发展模式, “各地农民居住的地域不同,条件有别,所开辟的生 财之道必定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3]就中西部地区与东南部 地区比较而言，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前者可以说是需要“扶贫型”的建设，主 要处理如何“增量”的分配、产生问题；后者则属于“优化型”的建设，不光要考虑“增 量”的问题，如何处理“存量”也很重要。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批准号50808082 ）。 2358 珠三角地区属于“优化型”建设地区，其现有空间形态可以归类于 McGee 所说的 Desacota 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城乡一体化地区”，其主要特征是在大都市中心之间 及其边缘地区，由于经济活动的转化与交通设施的改善，城乡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而差别 日益模糊[4]。本文所着重探讨的是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地区的村庄规划。 1.3 多重转型 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地受到 全球化的影响，因而更加深刻地卷入“在中国并发着多重的经济、社会与空间重构”[5] 过程之中，这一转型与重构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详细叙述，而它们直接影响着珠三角 城乡一体化地区村庄规划的各类参与者。 1.4 实施结构 实施结构是借鉴自政策科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村庄规划参与者的工具，本文主要借鉴 王思斌的分析框架，将实施结构分解为“两个基本的向度或视角：角色和行动结构。角色 视角指的是哪些人参与了政策和项目活动过程，他们各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些角色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行动结构视角是说这些参与者在实践中做了什么，不同参与者的参与活动形 成了怎样的格局，进而这种格局之下的行动对政策或项目结果会产生何种影响。”[6] 2 背景解析：城市化引导下城乡一体化地区的多重转型 2.1 历史与现状 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地区主要包括狭义的珠三角地区(主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构成 的三角形地带)中的特大城市边缘区与城市之间的城市蔓延区，例如广州的番禺区、深圳 的龙岗区等，其发展大多源自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权力的下放而引发的“自下而上”的经济 发展历程，在放松土地使用权管理权限的基础上，各村利用“合法”或“不合法”的方式 将村集体用地转化为产业用地，结果形成了以村为单位的自发性对外来资本的自由竞争，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珠三角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形态主要表现为低层次、高污染、劳 动密集的“资源浪费型”经济，“资源浪费型”经济带来经济的低效率、社会的不稳定与 环境的污染，空间上则体现为工业与农业的混杂与建成区向农业区的低密度蔓延。 2.2 城市化：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力量 所谓“亦城亦乡”的城乡一体化地区仍处于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化之中，这一城市化 的力量同时受到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影响，全球化体现为产业转移与产业周期性发展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