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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二阶哲学 程 炼 据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后现代（postmodern age ），后现代的流行特征是什么都 可以拉平。科学和宗教、技术和占卜具有同等的地位。在什么意义上，它们是同 等的呢？我们听说，是因为它们都是“话语”，它们都是自己使自己生效。我们 还听说，它们若有什么不同的话，是因为它们中的某些占据了统治地位，或被社 会制度化了，换句话说，是“权力话语”。哲学是什么呢？当然是“解构”这些 话语。具体说来，这种解构有双重含义。一层含义是反向的或否定性的，就是说， 哲学不应该以某种话语（在此指的是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模式）为基点去寻求具 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无论这些结论是关于存在，知识，正义，还是关于什么别的 东西。另一层含义是正向的，那就是，让每种话语都与真实生活挂钩，从这些话 语产生的背景和条件中搜寻其意旨，恢复与生活的联系。 因此，后现代哲学是思想领域里的革命者，它要揭竿而起，造现存知识体系 的反。它要对所有的知识结构存疑，认为这些结构是封闭性的、禁锢性的、专制 性的。这样，哲学的使命在于解放思想，解放一切可能的思想。 在《读书》杂志最近举办的一次小型讨论会上，赵汀阳针对他眼里的哲学现 状，提出了一个问题和三个提案。他的问题是，“哲学怎么办？”他为回答这个 问题准备了三个提案：恢复先秦和古希腊的思想态度；提倡“综合文本 ”；强调 哲学的实验性或前卫性。我在会上指出，倘若哲学在先秦和古希腊时代是综合性 的，那么前两个提案就是重叠的，第一个包含了第二个，因此，三个提案实际上 是两个，只不过第二个提案更具体和有 内容些。而这第二个提案，是我深表 同意 的。它的核心想法是，哲学不应该只是局限在纯粹的概念体系中，应该与更广泛 的生活领域和问题建立密切联系。但是，在同意之余，我留有一个疑问。那就是， 这个提案的针对性有多强。举一个例子 。70 年代初期 ，一群美国学院哲学家创 办了一份名为《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的杂志，开启 了哲学家关注公共 问题的风气 。他们争论的问题，从人工流产到核武控制、从平 权法案到公民不服从、从言论自 由到媒体道德、从毒品到娼妓、从肤色到家庭， 等等，无不凸显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生活状况 。近 30 年来，这份杂志的影响力， 已经远远越出哲学界。更为重要的是，投稿者们的哲学态度是力 图对社会问题给 出规范性的（normative ）回答，他们相信哲学不能只是分析那些表述哲学问题的 语词的意义，哲学也能够对是非对错表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已经看到 “综合 文本 ”的实例 。因此，第二个提案的普遍性是否大于局域性，我不得而知。 第三个提案，比前两个更容易引起疑问。它是 目前中国文化界 （虽然未必在 哲学界）里正在扩展 的一种倾 向的流露。对这种倾 向的把握，用我在开头给出的 后现代状况的背景性介绍，可以更容易些。这种倾 向就是，思想应该是流变的、 非预设性的、提问式的、不定型的、自指示的（或自相关的），因为一旦定型， 就成了教条，就被制度化了、官僚化了，就阻止了其他可能可能思想。所以，哲学就 可能可能 1 是用语言把思想盘活，让思想“自身难测”。哲学应该让思想摆脱陈规 （或知识）， 让它自 由，让它象海味一样，愈活鲜愈好 。端上桌的海鲜成品，不是知识，而是 智慧 。哲学，就是爱智慧，不是求知识。这样的哲学，就只能是实验 的、前卫的、 变动不居的。 也许，搞 中国思想的，按照类似的思路，可以既不抄敦煌卷子，也不访永乐 大典，因为这些都是死的。这个问题，留给有关的人士 。在这里，我想谈 的是一 种二阶哲学：哲学就是爱智慧。 宽泛地讲，把哲学看作是“爱智慧”，既不稀奇，也没什么错误 。关键是“如 何去爱智慧？”说爱智慧就是不停地追求思想的前卫性和实验性，实际上是用后 语换前词，而后语也是我们很想弄明白的。这样，就留下了二阶哲学的限度问题， 那就是，你不能总是停留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而解决这个问题，不 是靠在后语之后再加上后语。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讲，不能靠言述，而要靠显示 。 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