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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大学学风 一、何谓大学学风 我在这里所讲的学风概念是宽泛的，是一所大学中治学、读书、做人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事，一种良好的学风的形成需要大力的倡导，也需要大学中的教师、学生还有机关工作人员共同的努力。 我以为，学风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根本所在，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气质，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中山大学如果想要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位置，学风的建设是一个关键。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要在这个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上谈学风问题的目的。 中山大学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学风呢？讨论这一问题，对于我校实现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对于包括研究生教育在内的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都是十分有利的。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种灵魂性的东西来支撑我们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共有的气质来凝聚全校师生员工的人心。 要看一所大学学风的追求，或者说看一所大学的气质如何，我觉得有一条捷径就是看它的校训。我们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国际国内知名大学的校训，在这里不妨罗列若干，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与真理为友。”复旦大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南京大学的校训是：“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南开大学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厦门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最近东南大学也明确校训为：“止于至善”。 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先生任校长的时候，确立了“求是”二字作为校训，对于这两个字，竺先生是这样解释的：“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求是，就是求真理，一个真正的学者，为了寻求真理，必须要有百折不回的气概。他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我觉得竺校长对大学学风的阐释，触及了根本。在解释“求是”校训时，竺先生还说：“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大家知道，这条路径正是孙中山先生为我校亲笔题写的校训，所以我校的校训与上述各大名校的校训是有共通之处的，中山先生为中大人指明了读书、治学、做人的途径，这条路径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求得“是”，追求真理，达到“至诚”的境界，“止于至善”。 大学的学风有着许多共性的东西，对于大学来说，求真、求知、求善的道德感，勇于为社会贡献心力的责任感，是其根本的品格，其中有理想主义的光茫在闪耀。 如果要问我们中大的学风究竟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中山先生的这十字校训。大学作为“社会的良心”，必须坚守这种道德感和责任感，即便“举世皆浊”，也要“唯我独清”，因为这里是理想主义最后的堡垒。现在我们经常在谈要如何建立起现代大学的制度，这种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必须是而且永远是我们这所大学的主心骨。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接下来讨论下面的问题了。 二、有关学风建设的若干关系 对于大学学风的讨论其实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在我所知的一些讨论中，往往有许多的争论。其实，许多问题都是相对的，如果可以较为辩证地去看待这些问题，或者会有一些别的收获，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大学学风建设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质量与数量的关系 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目前学术界最为众说纷纭的一对关系。目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到各大学都有对数量片面追求的倾向，引来了许多不同的声音，重视质量的呼声越来越大。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先明确一下这个关系，我们当然要追求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我们也不能一味地反对数量，我们要反对的是那些没有质量的数量，我们要倡导的是由质量主导的数量，只有在质量保证下的总量的提高，才可能奠定中山大学国家一流大学的基础，也才可能提高中山大学的声誉。 但也必须看到，由于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对数量的片面追求，过分地强调量化指标的学术评价制度，在我国学术界助长了一种浮躁的学风。在这种不良学风的影响下，部分大学教师成了数字的奴隶，于是就出现了低水平的重复，泡沫学术等等，在学术道德上的失范现象也有所抬头。这固然有当事人自身学术道德修养的原因，但我国学术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是一个直接的诱因。 对于数量的过度追求，已经带来了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这是不利于大学的学风建设的，也是不利于大学学术环境的营造的。在学术评价上，质往往要比量更能说明问题，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于学术成果的质量。许多学术成果都是“十年磨一剑”的结果，我校肿瘤医院发在《NATURE》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用了几千万的投入，近百人共同努力了将近十年才取得的成果。 我经常说，提到学风的浮躁，不能仅仅将眼光集中在教师的身上，我们应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