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文档.docVIP

　新时期，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可谓轰轰烈烈，文学领域对女界人生的反思与表现，走在了哲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前面。在“方法热”、“文化热”的催生下，在“妇女文学”兴盛及关于“女性文学”究竟是什么的论争方兴未艾之际，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悄然而至。女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开始的。 　　 　　一、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义的历史渊源 　　 　　事实上，戊戌维新以来，女性主义思潮就开始在中国萌动，它在内受到明、清之际不少男性思想家、文学家，如李贽、袁枚、曹雪芹、李汝珍等的哺育，在外，受到西方文化及19世纪下半叶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 　　明朝的思想家李贽在《答女人学道为短见书》《夫妇论》《司马相如传》中大力宣传两性平等思想、抨击妇女低人一等的道学观，可谓中国“女权”运动的前驱。自1878年起，《万国公报》便刊出《裹足论》《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女教》等文，介绍英美俄德等国妇女受教育的情况，倡导西方文明。1902年，中国近代第一本关于妇女问题的译著赫伯特·斯宾赛的《女权篇》(马君武译，少年中国学会发行)出版，该书以“自然权利”论与进化论为基础，论证了男女平权的观点。1903年，J.s.密尔的《女人压制论》也被介绍进中国，该书鼓吹妇女应拥有自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的能力，对“五四”时期的女性主义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这些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和两性学方面的材料的译介，其目的是和强国壮民联系起来的。其后陈独秀、周作人、鲁迅、胡适纷纷译文或撰文疾呼两性平等，“五四”一代学人更多地将性别问题与社会政治改革及两性生活的实际情形联系起来，即使谈到文学，也主要将其作为反映“人”的生活的镜子来看，并未深入探讨文学中的性别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波琳·G.李(Pauline G.Lee)，出版于2000年的《李贽与J.s.密尔》(Li Zhi and John Stuart Mill：A Confucian Feminist Critique 0f Liberal Feminism)将李贽与英国男性女性主义者约翰·司都本文世纪论文网()提供华·密尔做了比较。指出他们为两性平等辩护的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差异性表明：密尔强调的是实际的社会参与，而李贽强调的是自我的内在修养。由此阐述了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关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同思考，即西方女性主义者比较强调实际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中国的女性主义者则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更新。强调通过内在的道德选择来改变人们的思考与生活方式。这种差异至今仍然存在，了解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理解新时期女性主义在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接受、影响和发展。 　　在中国，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人们的性别意识，呈现出从“性别”(gender)到“中性”(neutral)再到“无性”(sexless)这样的发展轨迹。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民族解放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广大民众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妇女也就跟着解放了。这一思维模式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然也在文学领域得到充分的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这甚至是发达国家的妇女也难以企及的。但在“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语域里，以妇女的名义解构了“妇女”，一种忽视女性生理、心理特殊性的“拟男”主义在种种口号下滋长起来。这一时期的文学或女性文学。“人的自觉”消解于政治的大目标中，更遑论“女人的自觉”了。“性”乃至“性别”属性成了洪水猛兽，像瘟疫一样招人嫌弃，《百合花》《林家铺子》《红豆》等表现了一点点人，性人情的作品往往受到批判。 　　70年代末，性别问题随着社会政治问题或新启蒙思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新时期之初，“人”的发现必然伴随着“女人”的发现，“女人”的发现绽露出人们对女性主体意识的朦胧追求。由“五四”开启的有关性和情的欲望叙事场景开始了新的转换。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谌容的《人到中年》，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舒婷的《致橡树》等作品，构成了新时期初期的“女性文学”，“作为一个伸展开伤残的生命朝向光明与未来的乌托邦式诗篇，成为此间文化风景线上的核心景观”。0她们也许并不认同90年代女性写作的观念和意识，但她们却在长久以来女性的沉默中发出女性内心的真切呼唤，她们逐渐觉醒的女性意识启示着后来者。虽然这一时期的文学探讨并未特别将性别因素或性别差异问题化，但对“人性”的呼唤、女性作品的繁荣、女性意识的萌生及由此而产生的困惑，加上本土女性主义运动的缺席与国门的打开，使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二、女性主义在新时期中国的影响 　　 　　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1ib-eralfemi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