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国际关系研究进展.docVIP

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向”? 复旦大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徐以骅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10年7月8日第3版） 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宗教的作用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并且日益成为跨地区和跨国界现象，被称为 “全球宗教复兴”，而全球化趋势更放大了宗教对国际关系和各国政治的影响。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如巴以冲突、9：11事件、国际反恐、科索沃冲突等，或多或少均有宗教的背景和动因。宗教被宣布从“威斯特伐利亚的放逐”回归“国际舞台的中心”，以至有国际关系学者断言，如“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宗教甚至成了国际舞台上各方争抢的资源,而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俨然成为国际关系/政治学科的“新边疆”。在某位国际关系学者看来, “宗教全球复兴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堪比冷战结束或全球化初现所引起的理论挑战。” 然而, 从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所长期忽视、边缘化甚至“放逐”的研究对象，这在冷战期间尤为如此。这种对宗教的排斥可以追溯到近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在产生于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民族国家诞生、国家主权被“神圣化”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并无宗教的一席之地，而在反映或折射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宗教自然也无足轻重。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国际关系学者斯科特·M.托马斯(Scott M. Thomas)针对世俗化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界忽视宗教的状况提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世界”的批评。其实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宗教传统中，或者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里，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的边缘化和私人化。因此全球宗教复兴不仅被描述为“上帝的报复”，而且被形容为“东方的报复”或“东方的反叛”。因此,忽视宗教的倾向基本上是“奇特的西方现象”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而国际关系学在许多方面又是社会科学领域中最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之一，可说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东欧剧变以及震惊世界的9·11撞机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亦像纽约的世贸中心大厦那样轰然倒塌。在2001年便宣布“宗教回归国际关系”的学者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评价说：“9·11促进了打破把宗教与国际关系公开联系起来的禁忌的范式转移，并且打开了研究宗教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各个不同方面的闸门。”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 主权、战争 当前宗教作用 政治哲学中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 宗教在公/私领域的作用、宗教在国际体制中的作用 宗教作为政治力量的复兴 政治伊斯兰、基督教右翼、宗教战争 世俗化辩论 对西方科学的东方主义批评、非世俗化 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相关研究和讨论也主要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不过目前学界采用的研究进路，主要还是所谓“家谱学”或“考古学”进路，即研究上述“宗教之根源”；或“组织学进路”，即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宗教行为体；以及“实证主义进路”，即把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置于实证主义和功能主义研究如理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之上。此三种进路多多少少都存在着还原主义或降“神圣”为“世俗”的缺陷。事实上，宗教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确实存在着基本张力，因为人们实在“无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来解决超验和世俗之间的冲突”。对宗教的研究方法一般被归纳为人文、神学和科学（或实证）三种进路，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可以胜任科学（或实证）的宗教研究，但却较难包容人文和神学的宗教研究。因此国际关系学的前两次转向，即“政治经济学转向”和“社会学转向”作为“同类项合并”相对较易；而国际关系学的“宗教转向”虽已被提出，但两者互为“异类项”，合并相当困难；而提倡跨学科研究，冲破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界限，同样也面临着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非实证性研究是否可行的问题。 因此，目前宗教问题虽被纳入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围，但对该学科的影响仍比较有限。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仅仅是“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