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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探讨与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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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否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
中国能不能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范围,提高选举民主化程度?长期以来,有一种“经济文化落后论”,对此持否定态度。这种理论认为: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公民素质低,所以,不宜扩大直接选举,提高选举的民主程度。条件不具备,贸然去搞民主,会把社会搞乱。这种“经济文化落后论”被视为中国“国情”,一直为很多人固守。近20年来,我国选举制度也作了一些改革,选举的普遍性、无记名投票原则已实现,选举权的不平等性已大为缩小。只有扩大直接选举的民主脚步迈得十分沉重。
“经济文化落后论”今天还是中国的现实吗?中国到底能不能扩大直接选举,提高民主程度?北京大学“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两年来在全国近20个点(包括经济发达、中等发达、欠发达等多个代表地区)进行了广泛调查,于去年底公布调查结果。从相关数据中,我们发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中国人素质低,搞不了民主?
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公民素质太低,搞不了民主。
凭经验观察,选举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它与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对选民选举意识的问卷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受教育程度越高,参加选举的态度越积极,当然,这仅仅是一种选举的意向性态度。
另一组问卷调查表明,选民投票的积极性与选民意向性态度是有差距的。实际上,主动参加选举的选民不到50%,主动参加投票的人中,受高中、中专教育程度的人最积极,占55.1%,文盲最不积极,只有29.2%.另一方面,靠领导动员组织去投票的,随受教育程度增高而比例提高:文盲为12.5%,小学、初中为14.4%,高中、中专为18.3%,大专以上占24.2%.
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参选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关系会发生扭曲,甚至成反比。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如果认为选举的对象是重要、有作用的,选举程序公正民主,可能会比一般人更积极参与选举;相反,他们会更为消极,甚至抵制选举。可见,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是选民选举积极性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与公民受教育程度的因素相比,公民的政治因素对选举态度的影响更为深刻。调查表明,政治身份越强,选举的积极性越高,如共产党员比共青团员和普通群众投票积极性要高得多。共青团员对选举表示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24.8%,普通群众不愿意和无所谓的达32.4%,共产党员只有11.9%.各种调查数字都显示,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其他职业的人。
但是,参选态度与政治因素也不存在直接联系,政治意识要变成政治行动还有许多中间环节和可变因素。这些因素如:政治环境影响;对选举程序的公正性评价;对投票行为的期望和与现实差距产生的态度;对被选举对象的信心;选举行为与自身利益的关系等等。
这就是说,一个受教育程度高、民主知识多的人在理论上会有更强的民主渴求和更积极的投票行为,但实际中未必会积极投票。调查统计表明,大学生、文化科研人员在许多场合下的选举积极性,比所谓“低素质”的选民群体如农民要低得多。
所以,用公民素质高低来判断公民选举的态度和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20世纪90年代,当农民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投票箱,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强有力地书写“民主”的时候,高素质的城市居民却无视于此,在投票箱边呼呼大睡了50年。
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有选举行为与自己的利益相关时,才会积极投票。如果把选举制度建立在公民的教育程度、政治觉悟基础上,你就很难解释在西方一些国家200年前就开始议会直选。难道说200多年前那些流亡、放逐到北美大陆的异教徒、罪犯和流浪者比今天我们经过50年先进政治思想教育的中国公民的政治觉悟还要高吗?他们在200多年前直选了国会议员,难道21世纪的中国人民只能选举村长吗?所以,以公民素质高低来解释选举制度的推行是很荒谬的。
大学生和农民,谁更积极选举?
对大学生和农民这两个群体的选举态度和行为作一比较分析,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选举行为与政治参与意识的复杂性。
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较高,政治意识比较强、是最关心政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从理论上说,是选举最积极的参与者,其选举积极性态度肯定是名列前茅。但是调查表明,大学生的选举积极性并不高,常常比农民还低,准确地说学生参与选举是很不稳定的、很矛盾的。他们有时很积极,有时又很消极。
大学以上文化的人对当前的选举是比较消极的。在选举态度积极性调查中,有13种社会职业,大学生的态度积极性排名第8位,文化科研人员排名第7位,位于农民和自由职业者之后(分别于第5位和第6位)。在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态度调查上,表示是主动参加投票的大学生只有41.2%,文化科研人员只有33.8%,农民为59.7%,仅次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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