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指鹿为马”典范.docVIP

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指鹿为马”典范 　　欧锦雄 　　不作为犯罪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真正不作为犯罪，它是指刑法规定的、唯有以不作为的方式才能构成的犯罪。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又称不真正不作为犯罪，一般认为，它是指以不作为形式实现的、通常以作为形式构成的犯罪。纯正不作为犯罪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因此，对纯正不作为犯罪依法定罪处刑，并不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但是，我国刑法典在总则和分则中均未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定罪处刑是否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处罚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 　　我们知道，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和作为犯罪的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是不同的。首先，两者的犯罪构成存在较大的区别。两者损害的客体(法益)和主观要件没有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要件。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犯罪主体要求负有某种特定义务，而作为犯罪的主体不要求负有这种特定义务。两者的显著区别在于犯罪客观要件，作为犯罪的作为能够引起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并能支配、操纵这一因果关系，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不作为只不过是能够利用向侵害法益方向发展的因果关系而已。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没有原因力((参见日高义博：《不作为犯的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 其次，两者的规范结构明显不同。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禁止性规范，而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应属于命令性规范(当刑法明文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时，才可以说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规范属于命令性规范)。既然两者在犯罪构成结构和规范结构上存在着较大区别，因此，从理论上讲，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应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类的两种犯罪。在刑法典总则和分则均未规定有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情况下，若直接以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的罪状、罪名、法定刑来处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就属于指鹿为马，属于将刑法并未规定为犯罪的不纯正不作为牵强地强行套用其他不同类的犯罪的规定，从实质上看，这是一种无原则的学理类推。 　　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与其相对应的作为犯罪具有基本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它确有定罪处罚之必要，因此，我国刑法典应明文规定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以便使罪刑法定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 　　袁征 　　法律界有一句话“外国法制史”就是中国现代法制史，反映出我们在学习西方上尽心尽力，不惜人力财力来学习西方法律文化，但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法条越来越多，案件越来越多，懂法的越来越多，知法犯法的越来越多，2003年以前五年全国的刑事案件，全国刑事案件：360万，涉嫌犯罪率0.25 %，国家工作人员：20万，涉罪率0.5%，司法工作人员：2.5万，涉罪率1.25% (1)，不难看出，我们的法律有需改进之处，我们在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也应该审视一下我们的吏治文化，以期建立适合我们国情的吏治文化。 　　一，儒家的官吏修身思想 　　先从儒家说起，儒学讲究的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唐太宗李世民说过“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可以批判的是“明君思想”在现代社会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但“修身”却是对每个时代每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儒家追求的是修身，齐家，然后治天下，修身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李世民说过，未有身正而影斜，上治而下乱，修身好了，就天下大治了。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知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些观点，成为千百年来的做人做官甚至是为君的标准与旗帜，儒家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来落实修身的追求，比如说孝道，孝道为自愿自发的道德实践，不为时间、空间、政治、人事、制度等外在因素所影响。孝顺父母即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自然表现，是中国文化之起源及其能发展者，精神上乃是源於孝道文化(1)。封建制度也规定了许多制度来约束官吏，也使得孝的观念深入官吏的心，对鞭策其为人处世如何做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史为鉴，它是不能解决吏治的根本问题，但是它的重大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 　　二，法的慈心 　　我佛慈悲，大慈大悲，有损已利人之心甚也，我们不能像佛那样忍受过错而一味凭任，但佛对罪的心态是可取的，犯罪的人是可以被改正的，只是误入迷途的羔羊，是可以回到我们之中来的，仇视和严刑酷法是不起重大作用的，作用只是一时的，长期来看，只会是误入歧途，引人入绝路，适得其反。 人谁无过，普通可能离犯罪远些，但日常生活中，难免普通人普通情况下有不普通的想法，然后超出普通一点，做了出来，就犯罪了。大部分犯罪都是出于一时激愤或冲动的无预谋的犯罪。犯罪是正常人的正常行为实施了侵害行为，部分人认为有道理或安全必要在其它一部分人看来很可能是没有道理和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