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红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以浙.pdfVIP

吴思红：村委会选举中贿选的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 以浙江M 富村换届选举为例 【内容提要】在村民委员会竞争性选举中，贿选现象愈演愈烈，这已成为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一大 障碍。贿选的产生和蔓延有其内在的社会基础，构成这一社会基础的主要因素有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 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共振并反作用于现行相关法律制度。所以，必须运 用多元的手段和方式来约束和调整贿选行为。 【关键词】 贿选 社会基础 法律制度 一、浙江省M 村村委会选举与提出问题 M 村处在浙江省沿海城市城郊结合部，全村有11 个村民小组和2300 人口，2005 年人均收入有8900 元，村级集体经济较为发达，为本市的富裕村庄。该村有1 个大姓6 个小姓，大姓为李姓，约占全村人口 的50%，小姓有施、陈、叶、黄、张和金等姓氏，其中施姓和陈姓分别占有16%和13%。2005 年该村采用 海选方式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参与村主任竞选的有李某、施某。选举前几天，村里十分热闹，白天宴请 不绝，夜间串门频繁，不时传出送钱送物的消息。正式选举后，施某以10 票之差的微弱优势获胜，李某不 服结果，以流动票箱投票有“鬼”和施某有贿选行为为由状告本次选举不规范，要求重新选举，市乡两级有 关部门接到投诉后迅速派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为：证据不足，选举有效。 李某是上届村主任，家里开办了小型电子器件加工厂，经济实力较强，又是李姓中有影响力的人， 实属本村经济和宗族文化双重性质精英。而施某也在本村开办五金加工厂，赚了一些钱，是本村数二数三 的富人，同时由于其妻子又是本村的李姓，其房头较大，兄弟较多，所以施某在李姓中也有人脉。据村民 金某反映，“李某和施某分属于两大不同派系，势力相当，他们是两派中的主要人物。李某为上届村干部， 人眼较熟，但任职二届后自然得罪了一些人，这是其失败的一个原因，至于选举中送钱送物的事情，外人 难以搞清楚” 。 据本人调查，如M 村的选举情况，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其它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相当普遍。随着 村民自治制度的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竞争性越来强。这不仅激发了广大村民的政治参与热情，而 且也激发了各竞争主体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参与竞争的积极性，作为内生性贿选行为由此产生出来。 贿选是指候选人以金钱或其它好处做手段，影响选民的投票意愿，使选民将选票投给候选人自己。 按照党国英的理解，贿选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贿选者只给那些承诺给他投票的选民某种好处，而对其 他选民不施以任何好处。第二，贿选者对选举过程进行某种监督或控制，以确保得到自己好处的选民给自 己投票。所以，凡是发生贿选的选区，选举过程一定是不合法的。第三，贿选者在给选民施以某种好处时， 采取秘密行动（党国英，2006 ）[1]。近二年来，一些学者和地方官员纷纷从法律规范视角上研究贿选行为， 认为产生贿选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制度对贿选界定不够细化，适用性不强，如预选阶段送一包烟或一 瓶油，怎么定性（方立明，2007 ）[2]；对贿选行为的惩罚力度不够，制度缺乏刚性；监督主体不明确，监 督虚化（胡建，2005 ）[3]；理性的民主观念不强，行贿者从功利出发，用尽各种手段获取胜利，从而谋取 个人或群体的经济利益；收贿者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放弃公共利益，获取个人经济利益（黄宝久，2005 ）[4]； 所以，要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增加贿选成本，使竞选者不敢贿选，不愿贿选；强化教育，提高广大选民 的政治素质，使行贿选者不能得逞（徐延山，2006 ）[5]。 制度规范越完善和越刚性，对贿选行为的约束力越强，这是以上学者和基础干部把现行相关法律制 度作为主要考量的基本逻辑，但是，在认定现行法律不够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无论是沿海 发达地区诸如M 村庄选举，还是内地相对落后村庄的选举，尽管地方性法律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但贿选现 象越来越突出，贿选手段越来越隐蔽，制度边际效应递减越来越明显。是何种因素在反作用于法律制度呢？ 由于村庄是一个有结构的系统，构成这系统的结构要素有：自然空间、制度规范、利益取向、村庄 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子”等。其中，利益取向、村庄派系、人际信任和半熟人社会中的“面 子”等要素共同构成人们行动的社会基础，由此支撑贿选行为的产生和蔓延，并反作用于现行法律制度。 二、贿选行为的社会基础 利益是贿选产生的动力来源，竞选者的利益目标诱导出他的理性计算，从而产生贿选行为。从广义 上讲，这种利益目标包括经济利益与非经济利益二个方面。经济利益目标是竞选者把贿选当成一种风险投 资，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