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三节香港诗歌及创作代表诗人.pptVIP

第三章第三节 香港诗歌及创作代表诗人 历史情况与文化环境 香港诗歌发展概况 香港代表诗人 一、历史情况与文化环境 香港的新诗创作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彼时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推动，香港新文学开始呈现勃发之势，新诗为其最早的实绩之一。从20年代后期出发的香港新诗，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接受了“五四”新诗写实、浪漫和现代的多种影响，呈现出向不同风格发展的走向。二、与内地诗歌的密切联系。三、表现出对都市的特别关注。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解放战争的爆发，使得大批诗人南来，这是香港文学发展的两个特殊时期，对香港文学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密切了香港文学与祖国文学的关系。另一方面，两次内地文人南来，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都使得香港文学的主题和重心发生变化。 作为一座国际化的城市。香港无论在文化生态还是政治生态上，都 是一个多元包容的社会。作为殖民者统治意志的体现，以英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香港社会的主导文化，决定着香港社会的走向，然而，香港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体现香港华人文化意识的主体性文化。二者之间对峙，碰撞、融摄和共处，既构成了香港社会文化矛盾的基本形态，也成为香港社会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 香港诗歌发展概况 30年代中期以后 50至70年代前期 70年代以来 代表诗人 力 匡 舒巷城 蔡炎培 黄国彬 傅天虹 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日寇加紧侵华和全面抗战的爆发，内地的文人相继转入香港，解放战争的爆发又使得一批在国统区的文化人，从内地来到香港。两次南来的文化人中，不乏重要的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臧克家、黄药眠、袁水拍、徐迟、力扬、吕剑、邹获帆、沙鸥、芦获、韩北屏、陈敬容等。他们在港期间，大都有作品发表，或在香港出版诗集。有些诗人在居港时间长达十年以上，如戴望舒参与了香港许多重要的文学事件，并主持香港多家报纸副刊笔政，与香港共同经历沦陷的黑暗岁月，其一些重要诗篇如《元日祝福》、《狱中题壁》即写于这一时期。内地文化人两度南来，给香港新文学注入了活力，使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活跃状态。 二、50至70年代前期的香港诗歌 由于1940年代后期活跃于香港文坛的南来诗人，大都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陆续返回内地，与此同时，左翼文化创办的报纸刊物和社团也多被停刊或取缔。50－60年代的香港诗坛呈现空疏的状态。香港诗坛也和整个文坛一样，面临沉寂和重组。而与此同时，一些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和拒态度的文化人，则陆续来到香港，香港诗坛以第三波内地南来诗人和本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诗人为主，在艺术上体现为对“五四”新诗写实与浪漫传统的接续和现代主义的引起两种倾向。 前者以力匡、舒巷城、何达为代表，在50年代前期起着主导作用。后者则以创办《文艺新潮》的马朗为核心，集合了创办《诗朵》的王无邪、昆南、叶维廉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蔡炎培（杜红）、卢因等一批本港的青年诗人。50年代后期逐渐成长为香港诗坛的中坚。这一时期，还有一批香港青年游学台湾，接受台湾的现代诗影响，成为融通港台两地现代诗的桥梁和载体，其中一些人留在台湾或去了海外，如叶维廉、张错等，而一些人在返回香港后，参与香港诗坛的建设，成为香港现代诗的重要一翼，如戴天、蔡炎培温健骝等。 力匡（1927－1992）,1952年移居香港，出自有诗集《燕语》、《高原牧铃》等。1958年移居新加坡。力匡的诗多以内心感伤的浪漫情怀打动读者。也斯曾指出，力匡的作品中那种回忆的气氛，温柔的调子，亲密的语气以及大部分整齐的段落，有着何其芳《预言》的温馨的回响。诗人常常借助历史大转折中的爱情悲剧，来倾诉内心对往昔岁月不无伤感的美丽忆念。透过爱的失灭，传达的是那个特殊年代涌入大量内地移民的香港社会普遍弥漫着的伤感和失落情绪。如作者在《重门》中所写的： 然而我是这个岛上的旅人 我孤独寒冷得不到暖和， 我怀念在北国的冬天晚上， 纸窗内有温热明亮的炉火。 何达（1915－1994）,1949年来港定居。新中国“征服着荒凉，征服着贫穷和不幸”的历程，使他“感染到这大时代的欢乐”。这种感觉与同一时期的其他南来诗人迥异，也决定了50年代后何达的大部分作品，主要不是从香港本地的社会现实，而是从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中获得激情和灵感的火花。这正是何达诗歌艺术个性所在，但也是他的不足之处，因为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难免流于空泛肤浅。 舒巷城在抗战期间流浪内地，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