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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忧乐文化的当代赏析 上海同济大学范秉寅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集中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品格。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 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团结人民和历史发展的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是一种选择 的记忆，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据地。现代化的中国，不仅是物质财富与迅速变化的社会 生活的建设者，还应是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光大者，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和创造者。华夏文明之 根何在?有人说，华夏文明根于涵纳宇宙的阴阳五行，有人说华夏文明源于缤纷五彩的神话 传奇。一个社会文明的魅力，不仅在于具有驾驭自然和社会的智慧，具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 的力量，更重要的在于它有多么丰富的精神境界和高尚的社会道德风尚。 一个国家的道德秩序和价值观念，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础性平台，也是国家竞争 力的决定性因素。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种道德观念要被社会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 都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和传承。当伟大祖国乘上 时代的列车，沿着小康之路飞奔向前的时候，研究范仲淹先忧后乐思想，便成为一面引领社 会风尚的旗帜，弘扬范仲淹忧乐文化，体现了当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 想的光芒。 一、范仲淹的忧乐人生观与社会荣辱观 一种文化如果久远地被一个民族所沉溺与传承，那么这种文化一定是涉及到了这个民族 的深层心理，文化最终成果是人格，集体文化的最终成果是社会人格。范仲淹是宋代为数不 多的忧国忧民的政治家，从艰难的童年到步入仕途的64年人生中，优阁忧民，无时或己。 一篇代表作《岳阳楼记》震古烁今，民胞物与的襟怀，“先优后乐”的荣辱观，正是倾其一 生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情操是他高尚荣辱观的具体体现。“宁可毁人，不可毁誉”，中华民族 历来十分注重荣辱观念的树立，在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总把 个人的荣辱观融入到捍卫民族利益，实现国强民富的理想之中。 范仲淹心忧天下，以身许围，自从成为朝廷命官，“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 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唱之”。但是，仕途险恶，人心叵测，他每次犯颜直谏，换来的 都是挥之不去的如影随形的贬谪。天圣年间，宋仁宗欲率群臣为真宗刘皇后祝寿，群臣明知 不合礼制，却三缄其口，只有位卑职微的范仲淹面折廷争，结果被贬出朝判河中府(今山西 永济)，徒知陈州(今河南淮阳)：任右司谏时，他又因谏止仁宗废黜郭皇后而获罪，被贬谪 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权知开封府时，他再因上《百官图》，抨击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公， 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他虽三次被贬出朝，却无怨无悔，“冠盖满京华， 斯人独憔悴”。他从不颓唐沮丧，表示“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戏称三次贬谪为“三 光”(三次光荣)。任参知政事时，因“庆历新政”失败，他被免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 郐州(今陕西彬县)，从此未再回到朝廷，可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以热爱祖圈为荣，以危害祖闷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范仲淹坚持真 理，明辨是非，分清美丑，无私尤畏的一生为社会道德建设树立了新标尺，为净化社会风气 提供了精神武器。 范仲淹即使受尽屈辱，也不改忧国忧民的初衷。他乘船赴睦州任时，风急浪恶，一家十 余口险些葬身鱼腹：贬官饶州时，沿途十余州的地方官凼惧党祸，竟无一人出迎。世态炎凉， 人情冷暖，他都不放在心上，有诗云：“三出专城鬓如丝，斋中潇洒胜禅师”，“世间荣辱何 足道，寨上衰翁也自知”。由此可见其心胸宽阔，不计个人得失，虚怀若谷，令今人感慨。 宋代官员每至一出履新，照例要上谢表，以示对朝廷的忠诚。范仲淹在饶州上谢表时说：“此 而为郡，陈优优布政之方。”意思是说，当了地方长官，就要政简刑清，安邦利民；如在朝 为官，要竭尽忠直之节。在润州时表示：“竭诚以报困，弗钳口以安身。”只要有利于社稷， 即使身处险境，他也不会钳口结舌，缄默不言。他在邓州时，曾上谢表称：“救民疾于一方， 分国忧于千里。”他以挽救民疾分担国忧为己任，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孟子说：“穷则独善 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则是“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有 如此光明磊落的精神境界，真是难能可贵，值得当代领导者效仿。 历史上有多少像范仲淹那样的先哲之所以为后人所熟悉，所敬仰，就是他们用无私无畏 的牺牲，用默默无闻的付出，用战胜命运的壮举，用殚精竭虑的追求，用爱岗敬业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