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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田野调查及云南的意义1 　　最近给语言学的研究生出了一道题目：田野调查与语言学研究有什么关系？结果答案基本上都是说田野调查为语言学研究提供材料。这大概就是没有做过田野调查，或者田野调查的经验不够丰富而得出的朴素答案。我的老师在让我去云南做田野调查的时候跟我说，要了解一个语言，一定要在这个语言里“淹”一段时间，每天听到的，谈到的，都是这个语言。这就是后来常说的“融入式”田野调查（immersion fieldwork）。田野调查与语言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材料与理论的概括能够说明的。如果田野调查只是材料的提供，那么一直受到揶揄的“扶手椅语言学家”（armchair linguist）完全有理由坐在扶手椅上研究别人提供的语言材料。 　　从语言学材料到语言学理论，是从起点到终点，这两点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语言学田野提供了材料，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何从材料中萌发语言学理论，意识到其中蕴含的规则，并不是通过看材料就可以得到的。否则的话，每一个被苹果击中的人都应该成为牛顿。从材料到理论，有一种路径是归纳，还有一种路径是领悟。在所有科学领域里，不外乎这样两条路子，前者算是常规的大脑运作，因此，很多时候比不上后者的发现能令人激动。如果说，苹果击中的是牛顿有准备的大脑，那么，什么击中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灵感呢？我仔细阅读过《激动人心的年代》一类的描写科学发现的书籍，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在描写起点（即材料）时，发现者是如何的困扰，然后描写终点（即理论）如何激动人心，中间的路径几乎都是一篇空白。有一次，一位小朋友跟我谈起他的想法，说灵感就是大脑的突然抄近路。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喻，但仍然没有解决这个近路是如何意识到的问题。这么多年来，想来想去，就语言学而言，达到领悟，收获灵感的唯一途径大概就是老师所说的“淹”在语言中：你沉浸在语言中，游来游去，突然有一天，就有可能顿悟了。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与云南的语言结缘，最早接触的是白语。第一次云南之行，在王士元教授、陈保亚教授和木霁弘教授等人的带领下，我们从昆明出发，走大理，抵剑川，到白族村庄，之后又到兰坪，感受了普米语；再到泸水，接触白族支系勒墨人，以及傈僳族和怒族。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的在自然的山水之间聆听各式各样的民族语言，在空旷的山野中感受白族山歌的嘹亮，体验普米情歌的高亢，每一个细胞都兴奋激动了。考察之后，王士元先生写就《云南和她的文化宝藏》（Yun nan and her Cultural Treasures）（收入《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罗江文、木霁弘、马京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角度阐述了云南作为语言文化宝库的价值。语言与文化是分不开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形式以及载体，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形式密切相关。很多时候，对语言的理解要放到这个语言存在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恍然大悟与豁然开朗之感。 　　就云南的自然环境而言，高山峡谷众多，是其特色。流经云南的大江大河众多，尤其以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这三江最为著名，它们在云南境内自北向南并行奔流近200公里，穿越众多崇山峻岭，如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等，形成世界上罕见的“三江并流”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被纳入《世界遗产目录》，并孕育了世界的基因宝库，由此号称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语言的王国，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具有极为突出的自然和人文的多样性。全国56个民族，有15个是云南独有的，包括白族、布朗族、德昂族、傈僳族、普米族、哈尼族、阿昌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纳西族、怒族、佤族、独龙族、傣族，其语言文化多样性可见一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各民族有着他们独特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就算是同一个民族的语言，也随着地理的变迁而有各自的系统。以白语为例，在平坝地区的白语中（如剑川方言），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概念，可以对应汉语，而在山区的白语中（如拉玛话、勒墨话）中，则没有这四个方位概念，他们也有四个方位，分别是‘日出方’、‘日落方’、‘江头’和‘江尾’，显然，他们的方向参照是太阳和身边的大江，这样的方向是相对的，对他们的生活有意义，而绝对的东南西北对他们来说一则难以判断，二则在实际生活中难有应用。从中也可以看出，江水对他们多么重要。我们在云南的田野中，很容易就感受到沿江而行是多么重要。其实，汉文化的发展也与江河有关，所谓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都因江水而起，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植物，就没有农业，就没有文明。大江作为水源，同时作为方向的指引，为人群的迁徙奠定了理性依据。我自从开始云南的田野调查，就有一个梦想：如果能够沿着三江，从源头一直走到入海口，每隔一定的距离就设一个调查点，集合语言学家、基因学家、人类学家等进行综合的调查，假以时日，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亚洲族群的形成与发展，都可以绘制清楚的图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