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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职业与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共建。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律师，在排解社会纠纷、消弥社会冲突、提供法律援助、促进社会沟通、反映各阶层要求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律师的职业使命还是执业活动都与构建和谐社会形成了良好的契合点，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同志所讲：“构建和谐社会，赋予了律师历史使命。” 律师的最高职业使命 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雅典就出现了所谓的“雄辩家”。[1]这些人接受委托，撰写发言稿，并在法庭上宣读，裁判官听取双方的辩词并检验证据，然后裁决。在公元前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时期，出现了“保护人”制度。“保护人”制度被认为是律师制度的起源。西欧封建时期，律师制度的发展一度陷入低谷。近现代律师制度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得以确立，并不断巩固和发展的。 中国古代也出现了所谓的“辩护士”。春秋时期的士荣，被认为是中国辩护的代表人物。“讼师”在中国也由来已久。唐律规定：“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2]中国近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是随着清末法制变革而逐步建立起来的。 简要考察中外律师制度的发展史，旨在说明为什么在中西方古代不能产生诸如近现代的律师制度。除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原因之外，职业规范的缺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更深层次上说，对职业使命的认识不足是中西方古代不能形成庞大律师群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职业来源于社会分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首先是国家建立起一个专门解决纠纷的机构，其次是用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由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法律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为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3] 律师能成为一种职业门类，除了要求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有组织性等特征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有自己的独立的品格。 从律师这份职业来看，首先，作为律师要具备良好的从业素质。作为一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如果不懂得法律，拿什么去为别人服务;如果律师不能深谙法律，如何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服务。从这一点上看，还不能完全地区分古代的“辩护士”、“讼师”和现代律师。尽管古代没有严格的行业准入包括遴选制度，但应该承认这些“辩护士”和“讼师”们还是对当时法律有所了解甚至可以说是精通的。其次，作为律师职业要求，律师应该愿意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应具有社会价值。这是因为“职业化的进程要求职业者作出公开允诺，他们将致力于实现某些有意义的社会价值。”[4] 某些有意义的社会价值，对于职业者而言，就是职业者的职业使命。对于律师而言，这些有意义的社会价值是什么呢?《律师法》所讲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律师职业道德所要求的律师应当忠于职守，坚持(法律)原则，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等，都是有意义的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但是从终极意义上讲，律师所应致力实现的社会价值只能是社会正义。通过法律服务为寻求正义的人们努力实现其所追寻的社会正义，这是律师的最高的职业使命。只有从律师职业使命的角度出发，律师才能正确理解律师之“名”与律师之“实”的辩证关系，才能正确理解“大”律师之“小”和“小”律师之“大”，才能把自己和“讼棍”们区分开来，在滚滚的历史潮流中不断提升自我价值。 律师最高职业使命与和谐社会核心价值的一致性 关于和谐社会，从其内在本质来看，是资源获得的公正性、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社会行为的规范性以及利益协调的有效性等规定性的有机统一。[5]从其外在特征来看，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在上述关于和谐社会的内在本质与外在特征的分析中，有许多与法律职业与法的价值理念紧密联系的词语，比如公正、合理、规范、利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安定有序等。因此，与其说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还不如说和谐社会是一种价值目标体系。对于和谐社会的追求，其实质是一种价值追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构建一种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中，规范、利益、诚信和安定有序等无不围绕公平和正义而得以展开。所以，统摄这个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不是别的，就是社会正义。 律师的最高职业使命与和谐社会核心价值内在的一致性，是律师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己积极作用的逻辑前提。律师的职业使命及职业活动与创造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通过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帮助公民个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依法从事经济社会活动，依法调整和规范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或者为矛盾纠纷的妥善解决提供有效途径。 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律师业获得了长足发展，律师的执业活动与国家社会管理、经济主体的各种民商事交往以及公众日常生活的联系也日趋紧密;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