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上）.docVIP

关于1950～1970年代中越关系的几个问题（上） 　　本世纪初，笔者曾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泰因?滕内松首次公布了一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据滕内松介绍，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明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1950或19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1960年开始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了这份材料。此份文件的论点和所流露的思想倾向至今仍影响着越南领导人，而中国国内对此则基本无人介绍和评论。有鉴于此，笔者即以此文件为本，对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的中越关系问题重新进行考察和梳理，进而评估这一阶段影响中越关系发展的因素，以及两国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总结中国对越交往中的历史教训。 　　对越方文件所述 　　史事的再考察 　　纵观“B同志”这篇东西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外交部白皮书《30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内容，诸如指斥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不仅基调忿詈，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也多有失实之处。 　　第一，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 　　“B同志谈话”中指出：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在黎笋等越南领导人看来，1954年奠边府战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获胜后，越南仍在中国和苏联的压力下做出让步，签署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20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个部分。1955年南越举行全民公决，废除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出任总统，于翌年3月单方面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使其政权合法化，进而把南越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保护之下，彻底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关于通过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其间，吴庭艳政权对越南南方的抵抗力量进行了镇压屠杀。这段历史，已成为1956年以来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心中永久的痛。在他看来，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而在中国的压力下停止前进步伐的结果是，为吴庭艳集团清洗南方革命者和人民制造了条件。 　　1960年代，毛泽东在会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表团时，曾就此事反复做过检讨，表示：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犯过一个错误”。“从1954年到1959年6年中，吴庭艳杀了16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你看这个教训惨不惨。”“日内瓦会议的错误害了你们。”“再打一年就好了，打到吴庭艳的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再谈。”“我总想当时是失掉了一个时机”。 周恩来也曾在接见越南外交部部长春水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向胡志明主席说过，那时的日内瓦协议可能签错了。美国当时不肯签字，如果我们不签字也有理由。可以说，中国领导人事隔多年后的这种表态，无疑也为黎笋等人的积怨提供了证据。 　　对于“B同志”的上述说法，笔者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重新进行考察和辨析。 　　其一，越南抗法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奠边府战役结束后，越南的军事力量在抗法战场上是否处于优势状态。 　　奠边府战役从1954年3月开始至5月初结束，持续时间近两个月。在3月末至4月末的战役第二阶段，越南人民军伤亡较大，与法军比较，双方伤亡的比例大致为1∶1，越军攻击和法军防守的能力均受挫，越、法在战场上形成僵持之势。这时，不仅法军阵营呈现焦头烂额之态，越南的军事力量同样不处于优势状态，越军实际也已筋疲力尽。由于战斗进行时间较过去任何一次战役都长，人民军中已产生疲劳、精神涣散等现象，此状况尤其在军队干部中蔓延，越人民军一位高级干部即曾表示：如果到5月10日越北雨季开始之前还不能解决战斗的话，不管你们中国说什么，我们也不打了。为此，胡志明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