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docVIP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摘要：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关键词：瘫痪主题；《都柏林人》儿童篇；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话语叙事；故事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99-06 　　从1904年第一则故事《姐妹们》问世，到1914年整个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伦敦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用十五个故事把那个时代爱尔兰的风土人情展示在了世人面前。他除短暂时间住在爱尔兰外，大部分时间在瑞士、意大利和法国度过，但还是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定位在了爱尔兰，《都柏林人》也不例外。按照乔伊斯的说法，《都柏林人》依赖用童年、青年、成年和公共生活四个方面谱写出一章“故国的道德史”的意图，形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1]249。 　　细读《都柏林人》中的每一个故事，无一不透露出遗憾和惋惜。生活在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男女老少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然而，在现实的冲击下，他们最终遭遇的都是无奈和遗憾。这里的都柏林是一个瘫痪的世界，正如乔伊斯本人在谈论《都柏林人》时所说：“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乃是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是瘫痪的中心。”[1]2这里的瘫痪，不是一种单纯的肉体或者物质的瘫痪，而是一种精神的瘫痪。 　　作为《都柏林人》的第一个部分，儿童篇中的三个故事，即《都柏林人》的前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乔伊斯虽然从儿童的视角对其进行叙述，却也一样用他特别的叙事策略把“瘫痪”这一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乔伊斯书写《都柏林人》的众多叙事策略中，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和双空间叙事策略在其儿童篇中显得尤为突出。 　　一、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 　　在《叙事话语》中，热奈特将叙事模式分为三大类：一是零聚焦模式，即无固定观察角度的全知叙述，其特点是叙述者说的比任何人物知道的都多；二是内聚焦模式，即固定式人物或者变换式人物或者多重式人物的有限视角，其特点为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三是外聚焦叙事，即仅从外部客观观察人物的言行，不透视人物的内心[2]97。 　　《都柏林人》十五个故事当中，虽然从第四个故事开始都是用第三人称的视角进行描述，但是儿童篇中的三个故事却全部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三个故事中的“我”作为处于童年的男孩，对故事所涉及的人、事作了全面的讲述。这是从固定人物的有限视角来谈论事件，属典型内聚焦叙事模式。 　　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批判，提出“真正的我思”是我存在于世界当中，可以揭示出我与世界的一种深刻的联系，即主体在感知世界的时候，他可以怀疑投入的情感，但不能怀疑“投入的意识”本身，因为投入的意识构成其实际存在的意义[3]。作为第一人称的“我”进入叙事，展示出“我”作为主体而感知的世界，这种意识的投入构成的存在是可信的。 　　由于采纳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模式，《都柏林人》的儿童篇中的“我”生动地再现了作为都柏林的一员对那时那刻的都柏林市民生活的真切感受。作为童年时期的小男孩，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我”的叙述和感受会受到年龄和经验的限制，许多成年人理解的事，“我”只能感受，却未必能体会。但是，正是童年的天真规避了成年人对于事物的修饰，加深了描述的真实性。 　　《姐妹们》开篇就是“我”对弗林神父的担忧：“他曾常常对我讲：‘我在今世待不久了。’而我却以为他的话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明白这些话原是当真的。”[4]3这即将来临的死亡在“我”心目中唤醒的是对于“瘫痪”的思考――“夜夜我抬头凝视着那扇窗，轻轻自言自语‘瘫痪’”[4]3。作为成年人的姨父和老科特肯定了弗林教父的死亡，但是，在宗教承担着重要角色的都柏林，教父的死却没有带给他们任何遗憾。相反，老科特毫不支持自己的孩子和他有任何交流，姨父对老科特的意见也表示了支持。他们的交流表达的是对“我”和弗林教父交往的不满。作为他们交流的倾听者，“我”不能理解大人们要表达的准确含义，因为他们在“我”面前谈论弗林教父时总是用一些不完整的句子，内聚焦视角下处在童年的“我”没有能力补充完整这些句子。最终，“我”只能以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身份将其原话展示给众人，却没有丝毫的话语权――从故事开始到结束，“我”的每一个想法都得到了展现，却一直处在失语状态。虽然“我”只是在一次交流中失语了，却由此影射出的是生活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