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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鲁商的产生与发展 　　鲁商就其狭义来说，是指“山东商人”，但就其广义来说，它应指山东长期从事工商业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鲁商是鲁商文化的载体，是鲁商文化的主体，是鲁商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和传播者。鲁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远古鲁商，以先秦为重点；二是，中古鲁商，自汉以迄鸦片战争，以明至清中叶的鲁商为主体；三是，近代鲁商，大约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是，当代鲁商，主要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来的山东企业和企业家。 　　1 开创中国商业文明的远古鲁商 　　早在远古黄帝时代，中国就有商业的萌芽，历经尧、舜、禹及夏商周三代，商、周之际产生了金属货币，中国商品经济开始进入货币化时代，春秋战国中国古代商业达到第一个顶峰。 　　西周齐国与鲁国分封之后，在商业发展上呈现不同特点，这主要是受以下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两国建国方针不同。鲁国周公、伯禽大力推行周礼文化，对本土文化“变其俗，革其礼”，因而有“周孔遗风”。齐国太公则不太注重周礼文化，而实行“因其俗，简其礼”方针。二是，地理环境不同。鲁国属于内陆地区，而齐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属于沿海地区。三是，思想传统不同。鲁国深受礼乐思想和重农轻商观念的影响，较重视农业经济，而齐国则更多受法家思想和管仲对外开放、求利求富思想的影响，较重视工商业发展。 　　对齐鲁两国商业发展的成因、条件和状况，司马迁《史记?贷殖列传》中作了生动描绘。他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判，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士、农、商、工、贾）。”鲁国稍有不同，这里是一个适于农桑和畜牧的地区，故《史记?贷殖列传》称“宜五谷桑麻六畜”，并指出：“而邹、鲁滨诛、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这里，史司迁并未否定鲁国人“好贾趋利”，并且认为他们虽经商较晚，但却后来居上，超过东周洛阳人。同时，他也说明了是因为儒业衰落，才使鲁国经商风气兴盛，从而表明了儒与商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 　　不过，客观地讲，齐国虽然以农业为本业，但由于“少五谷，人民寡”，更为重视文采布帛鱼盐这类工商业，而鲁国则侧重于桑麻之类的农业，齐国的商业文明更为发达。《晏子春秋》述说了齐国工商发达的盛况：“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史记?苏秦列传》也有类似描述：“临淄之涂，本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齐国之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齐国经略家管仲相齐时推行重商政策密切相关。据《史记》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恒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1]还讲：“齐恒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2] 　　那么，管仲实行何种经济谋略而促进齐国商业兴盛呢？主要是采取“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早在姜太公治齐时，他就利用齐国的地理优势发展工商业经济，“劝女工，极技巧”，为以后齐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管仲相齐后，为发展工商业，致力于经济改革，主要有：一是地租改革。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农业税收制度，根据土地的肥沃瘠薄以及生产多少，有差别地征收地租，从而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尽管它同当时鲁国实行的“初税亩”税制改革均是旨在变劳役租制为实物租制，但由于“初税亩”是按土地面积用同一税率征收租税，而“相地而衰”是按土地肥瘠不同产量分等征税，它比“初税亩”制在租税负担上更为公平，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齐恒时富强与此不无关系。二是关市几而不征。为使外国富商乐至齐国，管仲对关市税收办法进行了改革。《国语?齐语》记载：“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菜，使关市几而不征。”而《管子?大匡》说：“驰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对关市只征百分之二税。《管子?小匡》说：“使关市讥而不征，缠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不但不征营业税，还免费提供存放贷物的仓库。《管子?轻重》还讲到齐国为外来客商提供更多便利条件：“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善。”三是四民分业定居。管子认为，作为土、农、工、商四民不能杂居，否则会乱事，为成民之事，必须“定民而居”，具体办法则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土农之乡十五。”这促进了行业的专门化管理，有助于四业并重，特别是管仲把土农工商四民均看作“国之石民”，进一步提高了工商者的社会地位。齐国正是通过贯彻落实管仲提出的“通贷积财，富国强兵”、“通商惠工”、“驰关市之禁”、“官山海”、“利出一孔”、“贵轻重，慎权衡”等政治经济思想，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商业中心之一。虽然管子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