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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反腐之失与路径之谋 　　 ［摘要］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拉开了新一轮中国改革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以反腐作为突破口，试图撕开一道体制阻滞的缺口；“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僭越制度界限，主动占有他者利益的失范行为，反腐须突出政治反腐与经济建设相同步、运动反腐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寻找规律与借鉴经验相统一、文化治理与心理诱导相并举、信任重建与信仰塑造相融合。 　　［关键词］廉政建设；权力制约；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４；Ｄ６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４）０６－００４６－０５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新一届领导集体履职，拉开了新一轮中国改革的序幕。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陈列展，并发表了“中国梦”的主题讲话；紧接着是亲自重走南方改革开放实验之路，拜谒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铜像，表示了不遗余力推进和深化改革的决心；之后又视察武汉，提出必须处理好深化改革过程中的五个关系。这些重大举动成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梳理改革思路、细化中国改革路线图的重要标志。从目前的进程可以看出，新领导班子正在尝试着以反腐作为突破，从而打开阻滞改革的缺口，其决心之大、时间之持久、成果之丰硕，令人瞩目。 　　时下，人们对这场体制内的反腐败风暴形成了边界清晰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主张乘胜追击、狠下功夫，力争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政治生态治理的根本性转变，另一种则是主张放下包袱、既往不咎、面向未来。如果不是出于学理探讨，而是一般性的言谈这无可厚非，但若是要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深层次的把握，就能辨识出这两种态度都过于片面，事实上，其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之下单方面掘进。 　　在作者看来，这反映出国人思维方式的单向性，但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并不像中国象棋的楚河汉界那么明确，相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治体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也会趋于复杂化，因而解决问题的速度过快或过慢，力度过猛或过弱，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所以必须寻求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态度，也就是说反腐不可能成为支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基点，因为政治改革是破除权力阻隔，而不是解平面几何。 　　 　　一、反腐的实效与争鸣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４日，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向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上一届工作报告中，报告人提到，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６４３７５９件，结案６３９０６８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６６８４２９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２４５８４人。全国共查办商业贿赂案件８１３９１件，涉案金额２２２．０３亿元。［１］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在过去的五年中，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没有减弱，工作取得了时效。党的十八大后，中纪委工作的导向，用习近平主席的话来说就是“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结果是相继猎取到了一批老虎。截至２０１４年，已经有１１名副部级高官先后落马。这是数量上的成就。制度建设也陆续跟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正在加紧落实，修订并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规章，在司法实践上也适时地出台刑法修正案（七）和修正案（八），修改了刑事诉讼法、行政监察法等法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在看到上述成就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国际经验也必不可少，同时也要及时地对自身实践进行总结和提升，为今后的反腐工作提供更加有益的指导。 　　对于世界各国反腐的理论研究，国内形成了一定认知。有学者选择北欧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带已经是国际公认的最清廉的国家和地区，并认为“健康的公民文化道德体系、政治与行政透明、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多维的权力制约机制、健全的反腐败立法、守护廉洁的监察制度、适当的高薪养廉和全面严格的廉政考核”是其廉政建设成功的保障，提出我国“必须建立健康的道德价值意识、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完善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专职独立的反腐机构。”［２］这种论点忽视了我国的实际，即国家机关以及涉公事业企业单位众多，国家财政供养的队伍庞大，加强吏治的文化背景和治理时间也有差异。有学者以俄罗斯为例，指出其世界清廉排名２０１１年落至第１４４名，迫使普京政府使出猛劲，采取一刀切，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资产，作者认为普京反腐要有成效，势必尽量依赖心腹和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还要避免如斯大林那样对身边的“同志”“下刀”。［３］ 　　反腐的国际经验中不得不提及新加坡，“新加坡也曾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官员腐败、警匪勾结曾是新加坡人司空见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