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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家园――李小可访谈录 　　主持语： 　　艺术大家门第的熏陶与天然的蒙养，使李小可获得了全面的艺术禀赋，他深知中国画艺术的文化魅力在于“精神内涵”，这就有了他走向生活的独辟蹊径。四十多年来他坚持写生、在生活中练笔、在创作中保持写生的即兴感受，用学者的思考关注笔墨，并用笔墨表达现实。无论是《都市风情》组画，还是《藏域高原》组画，他作品中的“笔”与“墨”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成为他表现生存空间和自然意境的方式。因此，在中国画坛，李小可的作品和其他山水画家有所不同，他的山水作品更具有人文情怀和文化观照的意味。 　　地点：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美术馆 　　受访人：李小可 　　采访人：陈履生 　　陈履生：小可，在我的印象中您是一位大器晚成的画家。因为您的父亲是李可染先生这一特殊的家庭背景，大家也会用特别的眼光来看待您，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善意的眼神，包含着对可染先生的敬重，也包含着对他后人的期待。客观来说，社会对于名人之后，尤其是名画家之后有着一些成见，原因是名画家的后人成才的比较少，往往是吃老本的多。您的家风以及您自己的努力改变了人们已有的一些看法，因此对我而言，除了知道一些您过去的经历之外，还希望能够系统地了解您和您的艺术发展。 　　李小可：我的绘画最早是从大雅宝胡同甲2号院开始的。解放初期，这个院子里聚集着中国20世纪众多的艺术大家：李苦禅、董希文、张仃、周令钊、黄永玉、吴冠中、王朝闻等等。那时，我以孩子的目光看着前辈和师长们，虽然他们从事的艺术门类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有着对人的真切、炽热、亲和的态度。当时白石老人、徐悲鸿先生也经常来到院子里做客，我两岁的时候，白石老人还为我画过一幅《鲶鱼》，这个院子好像是一座20世纪的文化寺院，聚集着一批为艺术理想和艺术发展而努力的探寻者。我十几岁时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儿童画展并获奖，院子里的小孩包括李庚、李珠、黑蛮、黑妮都有参加。当时我获过两次奖，一次是参加印度“世界儿童画展”，我画了一幅《千帆图》，画了无数的帆船，很有意思的是现在我画的《水墨家园》中的北京老房子仍旧是特别满的构图，父亲的影响和自己的审美个性可能从那时就有了。 　　1960年，我进入中央美院附中。在附中实际上接受的是综合性的基础美术教育，老师们的认真和启发式的教学给学生们奠定了艺术发展的基础。当时学的百分之七十是西方美术技法，后来增加了国画学习内容，成立了国画班，曾受到蒋兆和的爱人萧琼先生关于工笔、线描的指导，卢沉、于月川也教我们水墨。当时只是启蒙教育，对中国画的表现并没有太深的了解。高亚光、王德娟、任之玉、张京生、仉凤舞等老师对我们进行基础教学，为我在素描、色彩、速写等方面打下了初步的绘画基础。1962年，因形势紧张，首次在艺术院校征兵，当时我年仅18岁，和六个附中同学一起参军。在部队承担着军事训练和执勤任务。大比武期间是通信兵尖子班成员，也表现得很出色。同时又是部队美术宣传创作的骨干。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父亲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部队就留不住了，复员后分配到北京内燃机总厂当锻工，打了10年铁。这期间进行了大量的业余美术宣传创作，参加了北京市工厂的业余美术创作活动。当时，王明明、石齐也都在企业中参加各种美术创作活动。“文革”后，父亲从丹江回来开始为宾馆创作作品。这时，我也开始研习水墨山水，这时候的画基本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也临摹一些父亲的作品。 　　1978年，父亲在“文革”以后重新计划到江南写生，再去黄山、三峡、四川，通过写生重新感受自然生活，进行了一批新的创作。当时父亲已年过七十，就让我跟着他，一是照顾他，帮他做各项辅助工作，同时也能跟着他一起写生，把“水墨山水”传承下去。那时，我跟父亲、母亲到黄山写生一个月。期间，正好有缘遇到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当时我在黄山也画了一批写生，其中有一幅名为《登天都峰》的画，父亲还帮着修改并题字。从黄山下山时，父亲只用了半天，一直走下来。实际上他已是70岁的老人了，下山后就感到心脏不舒服。后来又奔赴九华山并登上山顶，还画了很多速写，心脏的不适就更严重了。从九华山下来回到武汉并检查身体，医生说不能再往下走了，不然会出问题。因此停下了后面的行程，开始在武汉工艺美术研究所作关于山水画的学术讲座。这时，孙美兰、李行简也来到武汉。之后，我又跟李行简到河南鸡公山画了一些写生。随父亲写生、讲学回来后，我把当时写生的一些作品进行了整理。后来，我拿着整理好的作品给北京画院的崔子范院长看，以这批作品写生画进入了北京画院，当时是1979年。 　　80年代初，我曾跟随父亲的老朋友王肇民及广东美院院长郭绍钢一起到汕头、潮州画了一批写生。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两边长满灌木的幽深小路，这幅画是以交错、繁密的“线”为主，对后来的绘画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王肇民老师刻苦、严谨的艺术态度和大气简洁的画风对我产生了深深的